凌晨三点,城北长途汽车站后巷。
李三强蹲在阴影里,嘴里叼着半截熄灭的烟。面包车已经处理掉了——开到三十公里外的河边,浇上汽油烧了,现在应该只剩下一堆焦黑的骨架。他换了身衣服,黑色夹克,深色牛仔裤,背着一个鼓鼓囊囊的旅行包。
包里是二十万现金,还有两件换洗衣服,一把弹簧刀。
车站的钟敲了三下。候车室里稀稀拉拉坐着几个等夜班车的人,大多是农民工,裹着棉大衣打盹。售票窗口亮着惨白的灯,玻璃上贴着褪色的线路图。
李三强站起来,腿麻了,踉跄了一下。他走进候车室,买了张去邻省的长途车票,凌晨四点半发车。离发车还有一个半小时。
他找了个角落坐下,把旅行包抱在怀里,压低帽檐。眼睛却像雷达一样扫视着四周——门口的保安在打哈欠,清洁工慢吞吞地拖着地,一对年轻情侣依偎着睡着了。
没有便衣,至少现在没有。
李三强稍稍松了口气,从口袋里摸出手机,开机。屏幕亮起的瞬间跳出三条未读短信,都是同一个陌生号码:
“警察在查你的前科记录。”
“王可能已经被监控。”
“别用你的身份证买票。”
李三强的手指僵在屏幕上。这个神秘人是谁?为什么帮他?又为什么要帮他?
他删掉短信,关机,取出SIM卡,掰成两半,扔进旁边的垃圾桶。然后从钱包里掏出另一张卡——也是预付费的,用假名买的。
做完这一切,他靠在椅子上,闭上眼睛。但脑子里全是画面:那个女人倒在地上,眼睛睁得很大,血从她脖子里涌出来,热乎乎的,溅到他手上;那块表飞出去,掉进沙发缝隙;他逃跑时在楼道里撞到一个老太太,老太太手里的菜撒了一地……
他猛地睁开眼睛,呼吸急促。
“做噩梦了?”旁边传来一个声音。
李三强吓得差点跳起来。转头一看,是个六十多岁的老头,穿着褪色的军大衣,手里拿着个搪瓷缸子。
“没、没有。”李三强声音发干。
老头笑了笑,露出缺了两颗门牙的嘴:“小伙子,看你这样子,是惹了事跑路吧?”
李三强没说话,手悄悄伸进口袋,握住了弹簧刀。
“别紧张。”老头喝了口缸子里的热水,“我年轻时也跑过。那时候严打,我偷了厂里两卷铜线,卖了八十块钱,从东北跑到广东,一跑就是三年。”
他把搪瓷缸子放在地上,掏出一包皱巴巴的烟,递给李三强一根。李三强犹豫了一下,接了。
“后来呢?”他问。
“后来?后来严打过去了,我回了老家,发现我娘眼睛都哭瞎了。”老头点着烟,深深吸了一口,“值吗?两卷铜线,八十块钱,三年逃亡,我娘的眼睛。你说值吗?”
李三强沉默地抽烟。烟很劣质,呛得他想咳嗽。
“小伙子,听我一句。”老头凑近些,压低声音,“如果事情不大,能回去自首就回去。如果事情大……那就跑远点,永远别再回来。但不管跑多远,你都得记住——有些债,活着的时候要还,死了以后更要还。”
广播响了:“开往阜阳的班车开始检票……”
李三强掐灭烟,提起旅行包。老头拍了拍他的肩膀:“保重。”
走出候车室时,李三强回头看了一眼。老头还坐在那里,捧着搪瓷缸子,眼睛望着窗外漆黑的夜。
那句话在他脑子里回荡:有些债,活着的时候要还,死了以后更要还。
他加快脚步,几乎是跑着上了车。
三个月前,六月底的一个雨夜。
城南“好运来”棋牌室的地下室里,烟雾几乎凝成实质。四张麻将桌都坐满了人,洗牌声、叫牌声、骂娘声混在一起,空气里弥漫着汗味、烟味和劣质香水的味道。
李三强坐在最里面那张桌子,眼睛血红。他已经连输了八把,面前最后两张百元钞票被对面一个刀疤脸的男人收走。
“李三,还玩不玩?”刀疤脸叼着烟,斜眼看他,“没钱就下去,别占着茅坑不拉屎。”
周围响起几声哄笑。李三强的脸涨得通红,手指抠着桌沿,指甲缝里塞满了污垢。
“我再借一千。”他从牙缝里挤出这句话。
“借?”刀疤脸笑了,“李三,你上个月借的三千还没还呢。我这里是棋牌室,不是慈善堂。”
“就一千,明天一定还。”
“明天?你拿什么还?”刀疤脸凑近些,烟味喷在他脸上,“李三,不是我说你,你都三十四了,要工作没工作,要手艺没手艺,整天就在这些地方混。你这样下去,哪天死在路边都没人收尸。”
这话戳到了李三强的痛处。他猛地站起来,椅子在地上划出刺耳的声音。
“你说什么?”
“怎么,想动手?”刀疤脸也站起来,他比李三强高半个头,一身横肉,“来来来,我让你一只手。”
棋牌室老板赶紧过来打圆场:“行了行了,都是朋友,别伤了和气。李三,你要实在想玩,我借你五百,就五百,多了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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