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661年的春秋舞台,一半是金戈铁马踏碎朔风,一半是阴霾潜伏待露凶光…
晋国太子申生率军拓土,绛邑的宫墙下传来捷报,连街边卖浆的小贩舀水时都忍不住高声喝彩;
鲁国新君初立,曲阜的百姓刚松下紧绷的神经,却不知乱臣的野心仍在暗处滋生。
这一年的戏码藏着伏笔:晋献公握着“强国老爹”的好牌,正用扩张夯实基业,却没防住枕边风已悄然起势;
季友抱着“救国忠臣”的剧本,在鲁国乱局初定后勉力支撑;
齐桓公早已坐稳“中原维稳大队长”的位置,走到哪儿都自带“霸主光环”;
西边的秦穆公和南边的楚成王,则像两个沉得住气的棋手,在棋盘边缘默默落子,积蓄力量。
这些故事有扬有抑、有明有暗,比市集说书人拍着醒木讲的段子更耐人寻味。
咱们先把镜头切到正处“开疆拓土黄金期”的晋国,这里没有宫斗终章的悲戚,反倒洋溢着强军的锐气。
这一年,晋献公魄力非凡,首次在晋国设立上下二军,自己亲率上军,将下军的指挥权交给太子申生——这份信任与托付,让朝野都看清了申生的储君分量。
申生也不负众望,与赵夙、毕万等得力将领搭档,率军一路西进,顺利攻灭了耿(今山西河津东南)、霍(今山西霍县西南)、魏(今山西芮城)三个小国。
捷报传回绛邑,晋献公龙颜大悦,不仅为太子在曲沃营建新的城邑,还将耿地赐给赵夙,魏地封给毕万,这两人后来也成了晋国望族赵氏、魏氏的始祖。
不过此时的晋国朝堂,并非铁板一块。
宠妃骊姬早已开始为自己的儿子奚齐铺路,她虽不敢公然与战功赫赫的申生作对,却暗中联络梁五、东关五这两个善于钻营的大臣——这二人后来被国人称为“二五耦”,专以谗言为业。
骊姬让他们在晋献公面前旁敲侧击,说“曲沃乃晋国旧都,让太子驻守此处,形同分封,恐生异心”,又提议将重耳、夷吾两位公子分别派往蒲城和屈城,名义上是镇守边疆,实则是想将诸公子与都城权力中心隔离开来。
晋献公晚年本就多疑,被骊姬的枕边风吹得渐渐动摇,虽未立刻发难,却为日后的“骊姬之乱”埋下了危险的伏笔。
申生对此并非毫无察觉,但他性格沉稳,不愿因猜忌动摇国本,只得以更勤勉的态度处理军政事务,希望用忠诚打消父亲的疑虑。
晋国的扩张大戏刚唱完,鲁国的“乱后余波”就紧锣密鼓地接上了。
上一年(公元前662年),鲁庄公病逝,权臣庆父发动政变,指使刺客杀害了新君公子般,迫使辅政大臣季友逃往陈国,鲁国瞬间陷入混乱。
公元前661年,庆父为掩人耳目,暂时收敛锋芒,拥立鲁庄公的庶子公子启方继位,即鲁闵公
这位新君年仅八岁,根本无力掌控朝政,庆父便以“叔父辅政”的名义把持大权,朝堂上下尽是他的亲信,连鲁庄公的遗孀哀姜都与他私通,成了他的帮凶。
季友在陈国得知鲁国新君即位的消息,既忧且急。
他知道庆父“一日不除,鲁难未已”,便暗中联络鲁国国内不满庆父专权的贵族,同时派使者星夜赶往齐国,向齐桓公求援。
齐桓公此时正以“中原霸主”自居,接到求援后立刻表态支持——对他而言,稳定鲁国不仅能彰显霸主权威,更能巩固齐国在东方的势力范围。
他当即派大夫仲孙湫出使鲁国,一方面观察局势,另一方面向庆父施压,警告他不得再轻举妄动。
庆父见齐国态度强硬,又忌惮国内的反对声音,暂时停止了夺权计划,鲁国总算获得了短暂的安宁,曲阜的百姓敢推开家门了,孩子们也能在巷口追着蝴蝶奔跑,只是这份安宁下的暗流,谁都能隐约感觉到。
这一年春秋舞台上最风光的,依旧是齐桓公姜小白。
他借着稳定鲁国内政的契机,再次强化了自己“中原秩序维护者”的形象。
不过此时北方的狄人已显露侵扰苗头,邢国使者多次派人向齐国通报边境险情,齐桓公便开始召集诸侯商议对策,为日后的“攘夷”行动做准备。
管仲在旁辅佐,进一步完善“尊王攘夷”的策略,他向齐桓公建议:“如今周天子权威虽弱,但仍是天下共主,咱们以‘尊王’为旗帜,诸侯自然信服;狄人、蛮人屡犯中原,咱们以‘攘夷’为己任,既能积德,又能扩势,此乃霸业长久之基。”
齐桓公深以为然,当即命人加强与各国诸侯的联络,为后续的军事行动凝聚力量。
西边的秦穆公任好,这一年也迈出了扩张的第一步。
刚继位不久的他(公元前659年继位)锐气正盛,亲自率军征伐茅津一带的戎人,大获全胜,初步展现了秦国的军事实力。
与齐桓公的高调不同,秦穆公走的是“低调发育”的路线,他深知秦国东向有强大的晋国阻隔,难以直接进入中原,便将目光投向了西北的西戎部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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