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的几天,是三营自出川以来难得的、相对平静的休整时间。
王家坳的条件依旧简陋,但至少有了遮风避雨的临时棚屋(虽然大部分是士兵们自己动手搭建的),每天能按时领到虽然粗糙但能填饱肚子的食物,伤员们也得到了相对稳定的救治。杨桂枝和卫生兵们日夜忙碌,用有限的药品和土方,尽力减轻伤员的痛苦。
李啸川没有闲着。他深知这点平静只是暂时的。他利用这段时间,重新整编了队伍。原本三个步兵连和一个机炮连(名义上的,实际上只有两挺老掉牙的重机枪和少量迫击炮)的编制,在惨重的伤亡后已经名存实亡。他将幸存下来的近七十名官兵(包括轻伤员)暂时混编为一个加强连,由李大力直接指挥,张宝贵、王铁生和代理三连长老张分别担任排长。孙富贵依旧负责那挺唯一的、经过简单维修后勉强能用的歪把子轻机枪。赵根生、张黑娃等战斗骨干也被分配到各个班排,起到稳定军心的作用。
王秀才除了协助文书工作,也被李啸川要求参加基本的军事训练。李啸川对他说:“秀才,光会写不行,关键时刻也得能拿得起枪。在这战场上,多一分本事,就多一分活命的机会。”王秀才虽然心里有些抵触,但也知道营长说的是实话,开始笨拙地练习步枪射击和拼刺。
士兵们除了养伤,就是擦拭武器,整理个人装具,或者三三两两地聚在一起,低声交谈。话题离不开死去的战友,离不开惨烈的战斗,也离不开对未来的迷茫和对家乡的思念。
张黑娃的腿伤在杨桂枝的精心照料下,慢慢好转,虽然走路还有点瘸,但已经能甩开拐杖自己行走了。他闲不住,经常拉着赵根生比划拼刺动作,或者摆弄他那把宝贝大刀,用石头打磨着刀刃上的缺口。
“根生,你说武连长他们…到底还活着没?”一次休息时,张黑娃望着远处起伏的山峦,突然问道。
赵根生正小心地擦拭着分到的二十发子弹,闻言动作停了一下,沉默地摇了摇头。他怀里那面“死”字旗,被他洗得发白,虽然破损,却依旧整齐地叠放着。
孙富贵大部分时间都守着他那挺机枪,拆了装,装了拆,确保每一个零件都处在最佳状态。偶尔,他会拿出一个小本子,用铅笔头在上面写写画画,没人知道他在写什么。
小石头似乎一下子成熟了不少,脸上少了些稚气,多了些沉稳。他负责营部的通讯和杂务,跑前跑后,一刻不停。
休整的第四天,团部传来消息,师部将从后方补充一批新兵到各部队。这对于严重减员的三营来说,无疑是个好消息。
然而,当李啸川带着李大力赶到团部指定地点接收新兵时,心又凉了半截。
所谓的“新兵”,大多是刚从农村征召来的壮丁,面黄肌瘦,穿着破烂的民服,很多人连枪都没摸过,眼神里充满了茫然和恐惧。人数也只有区区五十人,而且年龄跨度很大,有十七八岁的半大孩子,也有三四十岁的中年人。
负责交接的是一名师部的参谋,他面无表情地将花名册递给李啸川:“李营长,这是补充给你们营的五十名新兵。抓紧时间整训,部队很快要有行动。”
李啸川看着眼前这群如同难民般的“新兵”,强压下心中的失望,敬了个礼:“是,长官。”
回去的路上,李大力看着身后那群走得歪歪扭扭、毫无纪律可言的新兵,忍不住抱怨:“营长,这…这能叫兵吗?上面也太敷衍了!”
李啸川叹了口气:“有总比没有强。大力,接下来你的任务很重,要尽快让这些人有点兵样子。我们没有太多时间。”
回到王家坳营地,老兵们看到这群新补充来的“弟兄”,也都面面相觑,议论纷纷。
“龟儿子的,这都是些啥子人哦?怕是连枪都端不稳!”
“指望他们打鬼子?别到时候拖后腿就不错了!”
“唉,总好过就我们这几条枪…”
张黑娃拄着根木棍,一瘸一拐地在新兵面前走了两圈,撇撇嘴:“一个个跟豆芽菜似的,风一吹就倒喽。”
新兵们被老兵们打量着,更加紧张不安,低着头不敢说话。
李啸川将新兵集合起来,站在一个土坡上,目光扫过这些稚嫩或沧桑的脸庞。他深吸一口气,大声说道:“弟兄们!我知道,你们很多人是刚放下锄头,就被征到这里来的。你们可能怕,可能想家,可能不知道接下来要面对什么!”
他的声音洪亮,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力量,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力。
“我告诉你们!这里是前线!是战场!你们穿上这身军装,拿起枪,就不再是老百姓!你们是军人!是保卫国家、打鬼子的中**人!”
他停顿了一下,看着下面那些逐渐抬起的头。
“小鬼子占了我们的土地,杀了我们的同胞!你们有的家人可能已经遭了难!我们川军,从四川千里迢迢赶到这里,就是为了把狗日的小鬼子赶出去!我们不怕死,因为我们知道,身后就是我们的家乡,我们的父老乡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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