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生汉东师生携手共进 第3章 祸水东引

教师休息室飘着劣质茶叶和旧书报混合的气味。下午三四点钟，阳光斜射进来，能看见空气中浮动的微尘。这是法学院几个老资历教师习惯过来喝杯茶、闲聊几句的时段。高育良端着他的白瓷杯，看似随意地翻着一本法学杂志，耳朵却敏锐地捕捉着门口的动静。

当梁璐那略带疲惫却又保持矜持的脚步声在门外响起时，高育良仿佛刚看到对面坐着的刑法学刘教授，眉头一展，用一种恰到好处、既不至于打扰他人又能让刚进门的人听清的音量开口：

“老刘，上午你那堂刑事诉讼法专题讲得精彩啊，尤其是关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演变那一段，脉络清晰，见解深刻。”

刘教授是个老实人，闻言受宠若惊，连忙摆手：“高书记过奖了，都是些老生常谈，比不上您那边理论深厚。说起来，倒是您门下的侯亮平，课上提问很有见地，年轻人思维活络，对我们这些老家伙也是冲击啊。”

“侯亮平？” 高育良顺势接过话头，声音自然地提高了一丝，带着一种师长提及得意门生时特有的、混杂着欣赏与适度批评的口吻，“这孩子确实灵光，就是有时候想法太天马行空，得压着点。不过上次他交来一篇关于‘宪法司法化’的短论，倒是让我刮目相看。引用了不少德沃金、哈贝马斯的观点，批判性很强，虽然稚嫩，但那股子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劲儿，很难得。”他轻轻摇头，笑容里满是“无奈的赞赏”。

刚走进来、正要去倒水的梁璐脚步几不可察地顿了一下。

高育良像是完全没注意到她，继续对刘教授，实则字字句句都飘向梁璐的方向：“关键是视野不一样。可能跟他从小生长的环境有关？家里长辈好像是搞文化工作的？熏陶得不一样，看问题起点就高，不那么拘泥于条文本身，更敢去触碰一些原则性的、前沿的东西。这种素质，在我们汉东的学生里不多见。”他语气平淡，仿佛只是在客观分析一个学生的特点，但“文化工作的长辈”、“起点高”、“素质不多见”这些词，却像一颗颗小石子，精准地投掷出去。

刘教授附和着：“是是是，侯亮平同学是挺出色的，听说在学校里也很活跃。”

“嗯，综合能力是不错。”高育良点点头，终于像是才看到梁璐，很自然地打招呼，“梁老师也来了？正好，刚才还和老刘说起现在学生的素质问题呢。”

梁璐端着水杯走过来，脸上没什么特别表情，但眼神里多了点东西，她状似随意地问：“哦？在夸谁呢？侯亮平？这学生我有点印象，上次读书会发言挺积极的。”

“就是他。”高育良笑道，语气轻松，“年轻人有锐气是好事，就是需要梁老师你们这样的专家多敲打敲打，不然容易飘。”他巧妙地把“指导”的责任推了过去，仿佛只是随口一提。

梁璐抿了口茶，没再说什么，但高育良知道，种子已经播下。他不需要说得更多，模糊的暗示比清晰的陈述更能引发遐想。“文化工作的长辈”可以理解为清高的知识分子，也可以无限遐想到更有能量的背景。“起点高”、“素质好”这些空洞的赞美，正好适合梁璐用自己的想象去填充。

几天后，学校接到通知，有兄弟省份的政法考察团来访，其中一项行程是参观汉东大学法学院，并与师生代表座谈。这种接待任务，历来是学生们争破头想要露脸的机会。按照惯例，这种名额通常会综合考虑学业成绩、社会活动能力、形象气质，祁同伟、侯亮平、陈海都在备选之列，最终可能由系里几位领导商量决定。

高育良提前看到了初步拟定的名单，上面有祁同伟的名字。他什么也没说，只是在一次偶遇分管学生工作的副书记时，“无意”中提了一句：“这次考察团规格不低，带队的是他们省政法委的一位研究室主任，理论水平很高。我们的学生代表，除了要表现活跃，理论基础最好扎实点，能对话，不然冷场就尴尬了。我看侯亮平最近钻研德沃金很下功夫，反应也快，倒是合适。”

副书记一听，觉得有理，名单微调，祁同伟的名字被一个更“擅长活跃气氛”的学生干部替代，而侯亮平的名字被加重了备注。

之后，高育良让秘书把侯亮平叫到办公室。

“亮平啊，坐。”高育良态度和蔼，指着桌上的通知，“有个任务交给你。下周有个考察团来，系里决定让你作为学生代表之一参加座谈。”

侯亮平有些惊喜，又有点紧张：“高老师，我……我怕说不好，给学校丢脸。”

“不用担心，正常交流就好。主要是展现我们汉东学子的精神风貌。”高育良摆摆手，语气随意地补充道，“对了，梁璐老师也很关心这次接待活动，她特意提过，希望我们的学生能展现出应有的理论深度和批判精神，不要流于形式。你准备的时候，可以往这个方向想想。”

“梁老师？”侯亮平有些意外，梁璐并不直接分管学生工作。

“嗯，梁老师对培养学生一向很热心，尤其是对你们这些有潜力的苗子。”高育良说得极其自然，仿佛只是陈述一个事实，“这是个好机会，好好把握。有什么不懂的，也可以去请教一下梁老师，她眼界宽，能给你不少好建议。”

一番话，既赋予了任务，又抬高了侯亮平，更关键的是，将“梁老师的关心和期望”作为一个重要的背景音，植入侯亮平的意识里。侯亮平带着一种被委以重任、并且得到了两位重要老师关注的兴奋感离开了办公室，丝毫没察觉到这安排背后的任何异常。

最重要的舞台，是那个省里的青年法学教师学术研讨会。高育良亲自把关侯亮平的发言稿。

办公室里，灯光亮到很晚。高育良看着侯亮平写的初稿，频频点头：“不错，整体框架很清晰，逻辑也顺。但是……”他放下稿子，看着侯亮平，“亮点不够突出。这种研讨会，台下坐的不只是学者，还有实务部门的领导。太过四平八稳，很容易就被淹没。”

侯亮平虚心地问：“高老师，您的意思是？”

“要有一点锋芒，亮平。”高育良身体前倾，目光灼灼，“你现在批判的这个现象，力度可以再加大一点。引用那个案例，不要只是分析，要敢于质疑其背后的司法理念局限性！甚至可以说，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们某些司法人员对程序正义的漠视，是法治建设中的顽疾！要有一种……理想主义的呐喊，一种推动变革的急切感！”

侯亮平听得有些热血沸腾，但又不无顾虑：“高老师，这是不是太尖锐了？会不会……”

“怕什么？”高育良打断他，语气带着鼓励，“学术讨论，就是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年轻人没有一点冲劲，还叫年轻人吗？政法委和教育厅办这个会，难道是想听一堆陈词滥调？就是要听到你们年轻一代最有活力、最有冲击力的声音！”他顿了顿，仿佛不经意地加了一句，“这种风格，梁璐老师就很欣赏。她私下跟我交流时说过，最反感年轻人暮气沉沉，就该有这种‘敢叫日月换新天’的气魄。你的初稿她大概看过一点，也觉得方向很好，就是胆子可以再大一点。”

侯亮平彻底被说服了，甚至感到一种遇到知音的激动。原来高老师和梁老师都如此支持这种锐意进取的风格！他只觉得遇到了开明又有远见的师长，全然没想到，这番“鼓励”会将他推向一个多么容易吸引眼球也容易成为靶子的位置。高育良完美地利用了他内心的理想主义和表现欲，并将“梁老师的欣赏”作为最后的助推剂。

研讨会那天，侯亮平果然一鸣惊人。他言辞犀利，充满激情，对某些现状的批判毫不留情，赢得了台下不少年轻听众的掌声，也成功吸引了所有与会领导、包括梁璐的注意。梁璐坐在台下，看着那个在聚光灯下英俊挺拔、侃侃而谈、散发着理想主义光芒的年轻人，眼中欣赏和占有的意味几乎不加掩饰。会后，她更是主动上前，以系里老师的身份，对侯亮平表示了高度赞扬和“深入交流”的邀请。

而同一时间，祁同伟正如高育良所安排的那样，远在几百公里外的某个贫困县法院，跟着一位老法官做所谓的“基层司法现状调研”。条件艰苦，住在简陋的招待所，每天接触的都是鸡毛蒜皮的邻里纠纷和家长里短，灰头土脸，默默无闻。当有同学偶尔问起他，高育良或系里其他知情的老师只会轻描淡写地说：“同伟啊，下乡实践去了，锻炼锻炼也好。”与聚光灯下的侯亮平，形成了鲜明到残酷的对比。

高育良站在办公室窗前，看着校园里熙熙攘攘的人群。他的计划正在一步步实现。梁璐的注意力被侯亮平牢牢吸引，祁同伟暂时安全，并在另一种“枯燥”的实践中悄然积累。一切都显得那么自然，那么顺理成章。

然而，他镜片后的目光却依旧深沉冷静，没有丝毫得意。他知道，这仅仅是开始。侯亮平不是提线木偶，梁璐的偏执也未必会一直按他预设的剧本走，还有那个背景不凡的钟小艾……变数依然很多。

但他并不慌乱。棋局已经布下，他有的是耐心和手段，一步步地将所有棋子，拨弄到他想要的位置上去。这场重生的博弈，他绝不会再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