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的午后,医馆里难得清静。空调运转的嗡鸣声在寂静中格外清晰,凉风吹得人昏昏欲睡。我正整理药材,听见柜台那边传来窸窸窣窣的声音——周老先生在算账。
他戴着老花镜,面前摊着几本厚厚的账本。手里的算盘珠子打得噼啪作响,但声音不如往常那般清脆,有些滞涩。我抬眼看去,见他眉头紧锁,手指在算盘上拨弄了很久,然后停下,摘下眼镜,揉了揉眉心,轻轻地摇了摇头。
“周老先生,怎么了?”我放下手里的药材,走过去。
他抬起头,笑容有些勉强:“没什么,就是...账上有些缺口。”
我凑近看。账本上密密麻麻记录着每一笔收支——哪一天收了哪个病人多少诊费,开了什么药,收了多少钱;哪一天买了什么药材,花了多少钱;哪一天水电费多少,房租多少...
最后那一页,用红笔写着一个数字:-4287。
负四千二百八十七!
我的呼吸一滞。
“这么多...”我喃喃道。
“疫情期间,赠药,赠口罩,还有部分患者赊的药钱没还。”周老先生叹了口气,“医馆本来就是小本经营,利润薄。那几个月暂停营业,但药材还在消耗,房租水电还要交...这一来一去,就亏了。”
他顿了顿,抬头看了看墙上的空调:“这台空调...装得不是时候。以后没患者的时候就把空调关了吧,下午人多的时候开三个小时就好。省点电费。”
我心里一沉。空调装好才一个星期,正是最热的时候,医馆密封性又不好,一关空调马上就会热起来。可看着账本上那个刺眼的红字,我说不出反驳的话。
医馆的低利润我是知道的。周老先生诊费收得低,普通感冒发烧只收五块钱诊费,药费也是按成本价加一点点。遇到困难的病人,常常减免费用,甚至赊账。他说:“当医生是为了治病,不能光想着挣钱。”
可医馆也要生存。房租要交,水电要付,药材要买,我和周老先生要吃饭,这些都要钱。
我想起周老先生的子女——听街坊邻居说过,他有三个儿子,一个女儿,都在外地工作,很少回来。我来了这一年多,从没见过他们,周老先生也很少提起。估计在经济方面,也是指望不上的。况且周老先生自己不提,我是不好开口的。
而我呢?在这里当学徒,周老先生没收我学费,管吃管住,过年回家还给几百块钱的红包。我很想帮医馆分担一点经济压力,可家里的鸿福楼关门,外债重重,我不向家里要钱已经是极限,哪里还有余力帮衬医馆?
无力感像藤蔓一样缠绕上来,勒得人喘不过气。
正胡思乱想着,电话铃突然响了。刺耳的铃声在寂静的医馆里格外突兀。我走过去接起:“喂?你好,济生堂。”
“三钱哥...”是简宁的声音,怯生生的,带着犹豫。
“简宁?怎么了?”
“我...”她欲言又止,电话那头传来细微的呼吸声,像是鼓足了勇气才开口,“我想找你...借点钱。”
我的心猛地一沉。
“医院那边...明天要给妈妈复查,做CT,抽血...要交钱。”简宁的声音越来越小,几乎听不见,“我爸那边的工资还没发,亲戚朋友...都借遍了。我实在没办法了...”
我握着话筒,脑袋里像被雷炸了一样,嗡嗡作响。
这真是屋漏偏逢连夜雨。医馆亏损,简宁借钱...两边都需要钱,可钱从哪里来?
“简宁...”我张了张嘴,想说医馆这边也困难,而且她妈妈的中药钱,一直都是赊医馆的账,可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不能断了她和她妈妈的希望。她好不容易看到一点好转,如果因为没钱复查、停药,前功尽弃...
“你放心吧,”我听见自己的声音说,努力让语气听起来平静,“我想办法。”
挂了电话,我站在原地,握着话筒的手心全是汗。话筒里传来嘟嘟的忙音,一声声,像是在嘲笑我的无能为力。
愁。我现在终于明白什么叫“愁”了——不是少年强说愁的那种愁,是实实在在的,像山一样压在心上的愁。没钱,但两边都需要钱。怎么办?去哪里弄钱?
谁能帮我?李心谣?她还不知道这边情况,而且她是个学生,她只能跟家里要钱,不能找她。唐佳佳,她家里倒是有钱,但这不是我把困难转嫁到她那的理由。而且,她和心谣一样也是学生。虽然我相信只要我开口,她们都会帮我,但我不能开这个口。
“三钱?”
周老先生的声音把我拉回现实。我转过头,看见他正看着我,眼神里有探究。
“怎么了?”他问,“接个电话,脸色这么难看。”
我张了张嘴,想掩饰,但话到嘴边却说不出来。终究是年纪小,藏不住事。犹豫再三,还是把简宁借钱的事说了出来。
周老先生听完,沉默了许久。他站起身,走到窗边,看着院子里晒着的药材。阳光透过树叶洒下来,在地上投下斑驳的光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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