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六点,天蒙蒙亮,周老先生已经在院子里缓缓打着太极拳。白色的练功服在晨雾中飘动,动作沉稳得像山间古松。我站在屋檐下等他打完一套,才递上毛巾。
“都带齐了?”周老先生接过毛巾。
“病历、您写的分析,都在这儿。”我拍了拍布包。
“走吧。”周老先生换下练功服,穿上那件洗得发白的灰色中山装,“医院那边,得赶早。”
我们出门时,巷子里的早点摊早已生起火。炸油条的香味混在清晨的空气里,卖豆浆的大婶揭开木桶盖,热气蒸腾而上。周老先生买了两个素包子,递给我一个:“垫垫肚子。”
公交车上人还不多。周老先生靠窗坐着,望着窗外流动的街景,久久不语。我知道他在想事——想简宁母亲的病,想该怎么和西医那边谈,想那些可行与不可行的路。
省医院到了。新建的白色大楼在晨光中显得肃穆。门口已经排起了队,大多是来挂号的,脸上带着各种神情——焦急的、疲惫的、茫然的。
周老先生没去门诊,径直走向住院部。肿瘤科在五楼,我们走楼梯上去——周老先生说坐不惯电梯。
走廊里弥漫着消毒水的气味,混着药味和疾病特有的沉闷。护士站的护士看见周老先生,立刻站起来:“周老,您来了。”
“陈主任在吗?”
“应该在查房,您先去办公室等下吧。”护士指指走廊尽头,“您跟我来吧。”
陈主任的办公室不大,但很整洁。书架上摆满了书,墙上挂着几张人体图。办公桌上有个相框,是周老先生和陈主任的合影,照片已经泛黄,边角都磨损了。
等了约莫二十分钟,陈主任推门进来。五十多岁,戴副眼镜,头发花白但精神。看见周老先生,他快步上前:“周老,您怎么来了?也不打个电话。”
“临时决定。”周老先生站起身,“来看看你那位病人,齐秀兰。”
陈主任愣了愣:“以前302床那个...您认识?”
“她女儿是我学生的朋友。”周老先生说得简单,“我昨天去看过,情况确实不乐观。想听听你这边的说法,看看咱们中医西医能不能一起想想办法。”
陈主任请我们坐下,从柜子里拿出厚厚一沓病历。他翻开,指着上面的检查单:“齐秀兰,肝癌晚期。肝脏里长了几个肿瘤,最大的有这么大——”他用手比划了一个大小,“而且已经转移到肺上了。”
周老先生凑近看片子,眉头紧锁。
“做手术风险太高。”陈主任继续道,“肝脏切多了,剩下的可能不够维持的。而且已经扩散到别处,手术意义不大。”
“我看了,她现在是很痛苦的。”
“很痛苦。”陈主任摘下眼镜,揉了揉眉心,“癌痛是最折磨人的。我们用了最强的止痛药,但她反应很大,吃下去就吐,根本吃不下东西。还有腹水,呼吸也困难...”
办公室里安静下来。窗外的阳光透过百叶窗,在桌上切出明暗相间的条纹。远处传来病房里压抑的呻吟声,一声声,敲在人心上。
“如果,”周老先生缓缓开口,“如果用中药配合呢?”
“可以试试。”陈主任重新戴上眼镜,“不过您也知道,到了这个阶段...”
“我知道。”周老先生接过话,“不指望完全治好,只希望能让她少受点罪。能吃下饭,能睡好觉,至少最后的日子过得有尊严些。”
陈主任点点头:“这倒是有可能。中药调理身体、缓解症状,确实有独到之处。”
“你们现在用的止痛药是?”
“吗啡片,每十二小时一次。但副作用太大,病人受不了。”
周老先生沉思片刻:“如果减少西药的量,用中药配合止痛呢?我开的方子里有些药能缓解疼痛,也许能减轻西药的副作用。”
陈主任眼睛一亮:“这个思路好。咱们可以调整一下用药方案,中西医结合,看看能不能找到平衡点。”
“三钱,记录。”周老先生朝我一招手。
他们开始详细讨论。我在一旁飞快地记——止痛药怎么减量,中药怎么配合,可能出现的情况怎么应对...
“病人现在身体太虚,”周老先生说,“我得先帮她补补元气。不把底子打好,什么药都起不了作用。”
“对。”陈主任点头,“她现在营养状况很差,白蛋白低,得先补充营养。”
“中药里我会加些补气养血的。”周老先生在本子上写着,“再配合你们西医的营养支持,双管齐下。”
“止痛方面呢?”
“我加两味止痛的药,配合你们调整后的吗啡剂量。这样既能缓解疼痛,副作用也小。”
讨论持续了近一个小时。最后,陈主任写下新的医嘱:“您看看,这样行不行?”
周老先生仔细看了一遍,点头:“可以。我今天就让病人开始吃中药,你这边调整止痛药。三天后咱们再看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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