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后的黄昏,我在旧书店里看着那本残破的吴氏族谱,手指停在“吴天佑”这个名字上。
与王家有姻亲,民国二十七年举家南迁。
书店老先生见我盯着那页纸发呆,慢悠悠地说:“吴家啊...当年可是省城有名的绸缎商。吴天佑娶了王守仁的女儿,两强联姻,风光得很。”
“老先生知道吴家南迁后去了哪里吗?”
老先生摇摇头:“这就不清楚了。只听老人说过,吴家走得匆忙,像是避祸。有人说去了广东,有人说去了福建,还有人说是去了南洋。”
他顿了顿,又说:“不过...前些年,好像有个姓吴的人回来过。”
我心头一震:“什么时候?您记得吗?”
“大概...七八年前吧。”老先生回忆着,“是个五六十岁的人,也来我这里找过族谱。他说他是吴家后人,想查查祖上的事。”
“他长什么样?叫什么名字?”
“名字记不清了。”老先生说,“但模样我还记得——个子挺高,戴眼镜,说话带着南方口音。他说他在深圳做生意,这次回来是替父亲了却心愿。”
“什么心愿?”
老先生摇头:“他没说。只是翻看了族谱,抄了些东西,又问了问当年吴家老宅的位置。后来就走了,再没见过。”
我心中快速思索。七八年前,五六十岁,南方口音,深圳做生意...这些信息,和王爱民描述的吴建国对得上吗?
王爱民说,十年前吴建国突然来家里找王爷爷,两人在书房谈了很久,后来脸色都不好地离开了。
时间差不多对得上。
如果这个来书店的人就是吴建国,那他七八年前回来查族谱、问老宅位置,可能是想了解家族历史。而十年前去找王爷爷,可能是想问当年的事。
但两人谈崩了。
为什么?
我向老先生道了谢,抄下吴氏族谱上吴天佑这一支的信息,离开了书店。
天色已晚,华灯初上。文化街的店铺都亮起了灯,古色古香的建筑在夜色中显得格外静谧。
我走在回医馆的路上,心里盘算着下一步。
现在知道了吴家南迁,知道有吴家后人七八年前回来过,还知道这个后人可能在深圳。
但深圳那么大,怎么找?
而且,就算找到了,对方会告诉我当年的真相吗?
回到医馆时,周老先生正在给一个感冒的病人开方子。看到我回来,他点点头,继续写方。
等病人走了,周老先生才问:“今天又去查资料了?”
“嗯。”我把今天的发现简单说了说。
周老先生听完,沉默了一会儿:“三钱,你有没有想过,有些真相,知道了未必是好事?”
“我想过。”我说,“但如果不查清楚,王奶奶家的问题解决不了,那个转经筒的事也解决不了。而且...我觉得那个女子的怨魂,也需要一个真相才能安息。”
“你想怎么做?”
“我想...至少弄清楚她为什么要报复吴家。”我说,“如果吴家真有对不起她的地方,那也算是因果报应;但如果其中另有隐情,她的怨恨可能就...”
周老先生叹了口气:“你想怎么做?”
“我想去一趟深圳。”我说,“找找吴家后人。”
“深圳那么大,你怎么找?”
“从吴建国入手。”我说,“他是知青,和王爷爷是战友。如果他现在在深圳,应该会有一些线索。我可以问问其他知青,或者...查查当年的知青名单。”
周老先生看着我,眼神复杂:“三钱,你才十八岁。这些事,本不该你来承担。”
“但已经牵扯进来了。”我说,“周爷爷,您教过我,医者要有仁心。现在王奶奶家‘病了’,那个女子的怨魂也‘病了’,我想试着‘治’。”
周老先生没再劝我,只是说:“要去深圳,得有盘缠。你那些钱够吗?”
我算了算。之前王富贵给的两千块,加上平时攒的一些,大概有三千多。去深圳的火车票,硬座的话几百块,住宿可以找便宜的旅馆,应该够用。
“够了。”我说。
“那你去吧。”周老先生说,“但记住,一个星期内必须回来。不管找不找得到,都要回来。”
“好。”
第二天,我开始做准备。先去火车站买了去深圳的硬座票,后天出发。然后去了趟档案馆,查当年的知青资料。
省档案馆的地方志办公室,一个中年女管理员听说我要查知青名单,有些为难:“这些资料涉及个人**,不能随便查。”
我解释道:“我是想找一位老知青,他可能知道一些我家族的历史。他叫吴建国,大概五六十岁,当年应该是在北大荒插队。”
管理员想了想:“这样吧,你写个申请,说明情况。如果领导批准,我可以帮你查查。”
我写了申请,等了两个小时,终于得到了批准。
管理员带我来到档案室,翻出一摞泛黄的档案。那是上世纪六十年代末到七十年代初,省城知青上山下乡的名单和分配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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