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二十多年前的事儿了,只记得是 1997 年的冬天 —— 东北的冬天冷得能把唾沫冻成冰碴子,呼口气都带着白雾。那年腊月,大姑过六十大寿,我们全家揣着冻得硬邦邦的馒头,坐了两个小时的绿皮火车,又转了辆三轮摩托才到大姑家。
一进门,暖气管子的热气裹着菜香扑过来,我刚要脱棉袄,目光突然扫到了坐在炕沿边的大伯。大伯穿着双旧棉鞋,鞋帮磨得发亮,可裤脚没扎紧,露出一小截脚踝,还有半只冻得发紫的脚趾 —— 尤其是那根大脚趾,颜色怪得吓人,像是泡透了的紫萝卜,边缘还泛着黑,看着就疼。我忍不住指了指,大伯却慌忙把裤脚往下扯了扯,拿起桌上的酒杯抿了一口,声音含糊:“没事,冬天上山砍柴冻着了,过阵子就好。” 说完就转头跟大姑父唠起了庄稼事,半句多的都不肯讲。
直到饭后,表哥偷偷把我拉到院子里的柴房,压低声音把真相说了出来。大伯家在离大姑家十里地的靠山屯,前阵子邻村的老周办生日宴,大伯提前半天就出发了,翻了两座山才到。那天晚上,老周拉着大伯喝了不少,白酒啤酒混着灌,大伯本来酒量就一般,没一会儿就喝得伶仃大醉,说话都打晃。老周怕他走夜路出事,让儿子小周送他回家。可小周那天也喝迷糊了,走到半路,大伯反倒来了劲儿,非要拉着小周进路边的小商店续摊,又买了两瓶二锅头对着吹。
等喝到眼皮都抬不起来时,大伯却突然清醒似的,把小周往回推:“你回吧,我家离这儿近,我自己能走。” 小周不放心,还想再劝,大伯已经晃悠着往山上走了,嘴里还哼着跑调的二人转。就这么着,大伯孤身一人往家赶,山里的夜黑得像泼了墨,连月亮都躲在云里不肯出来,只有风在树林里 “呜呜” 地叫,跟哭似的。
迷迷糊糊走了不知多久,大伯下了山,走到水库边时,迎面忽然走来七八个年轻人。天太黑,脸根本看不清,只能看到他们穿着深色的衣服,走路轻飘飘的,没有一点声音。他们走到大伯跟前,其中一个人开口了,声音平平的,没有一点温度:“大哥,跟我们走,前面有暖和地方。” 那时候大伯早没了神智,只觉得那声音像裹了棉花,听着特别舒服,糊里糊涂就跟在他们身后走。
不知走了多久,脚下突然被一块大石头一绊,大伯 “哎哟” 一声重重摔在地上,额头磕在石头上,疼得他一咧嘴。这一摔,倒把他摔醒了大半。他揉着额头坐起来,抬头一看,哪还有什么年轻人?自己竟站在一片荒山上,四周黑漆漆的,只有几棵枯树的影子歪歪扭扭地立着,像鬼爪子似的。
他刚想摸口袋找打火机,手一伸,却摸了个空 —— 身上的棉袄、棉裤、棉鞋全没了,只剩一套薄薄的秋衣秋裤,贴在身上凉得刺骨。东北的冬夜,寒风像刀子似的往骨头缝里钻,大伯冻得浑身打颤,牙齿 “咯咯” 响。这时候他才猛想起水库边的一幕,瞬间惊出一身冷汗,后背的秋衣都湿透了。他不敢多想,赤着脚就往山下疯跑,脚踩在冻得硬邦邦的土路上,被石子硌得钻心疼,可他连停都不敢停,只觉得身后有东西跟着,那 “呜呜” 的风声里,好像还掺着人的脚步声。
就这么跑了快一个小时,直到看见村口工厂的值班室亮着灯,大伯才像抓住了救命稻草,拼了命地砸门,把值班的王老头叫醒。王老头开门一看,吓得差点坐在地上 —— 一个光着身子(只剩秋衣秋裤)的人,浑身冻得发紫,脚上全是血口子,嘴里还不停念叨着 “有人拉我”。王老头赶紧把大伯拉进屋里,裹上两床棉被,又烧了姜茶灌下去,大伯才算缓过劲来。
可他的脚已经冻得不行了,大脚趾彻底坏死,后来去医院看,医生说再晚来半小时,整个脚都得截肢。现在想起来,要是那天晚上大伯没摔那一下,恐怕真就冻僵在坟堆里了 —— 表哥说,大伯后来才知道,他跑出来的那片荒山,是村里的老坟地,而那个水库,本来就不太平,前几年淹死过一个放牛的老头,还有一次下雨天,一辆大巴车滑进了水库,十几个人没上来,出了好几次人命。
我听了之后,心里直发毛,回家就追着爸妈问这事儿是不是真的。爸妈点了头,却不肯多讲,只嘱咐我:“小孩子别瞎打听,有些事大人不说,不代表没发生过,以后晚上别往偏僻的地方去。” 直到现在,我一想起大伯那根紫黑色的大脚趾,还有他说的 “轻飘飘的年轻人”,就觉得后背发凉 —— 东北的冬夜,藏着太多说不清的事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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