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的危机在一个雨夜显露。
那晚雨下得很大,电闪雷鸣。凌晨两点,尹晴被电话惊醒。是茶园主阿灿的妻子,声音带着哭腔:“尹书记,您能过来一下吗?阿灿他……他有点不对劲。”
尹晴披上雨衣赶到阿灿家。阿灿坐在堂屋的椅子上,浑身湿透,眼神空洞。他妻子在旁边抹眼泪:“他半夜突然起来,说要去茶园看看。雨这么大,我不让,他就愣愣地站着,然后就这样了。”
阿灿是村里最踏实、最勤勉的茶农之一。他的茶园是有机示范园,他本人是技术能手,经常给其他茶农做培训。在所有的对外展示中,阿灿都是“新农人”的典型代表。
“阿灿?”尹晴蹲下身,轻声唤他。
阿灿慢慢转过头,看了尹晴很久,才像认出她来。“尹书记……”他的声音嘶哑,“我今天白天,在茶园里,突然就想……我这是在干什么呢?”
“你在种茶啊,最好的有机茶。”尹晴说。
“是啊,最好的有机茶。”阿灿重复,嘴角扯出一个苦涩的弧度,“按标准施肥,按标准除草,按标准采摘。炒茶的温度、时间,都有标准。茶出来了,送去做检测,各项指标都要达标。然后包装,贴上‘溪云典范’的标签,卖出去,比别人贵。客人喝了说好,领导看了说好。”
他停下来,雨声敲打着屋顶。
“可是尹书记,”阿灿的眼睛里涌出泪水,混合着脸上的雨水,“我今天站在茶园里,突然就忘了……我当初为什么喜欢种茶了。我爹种茶,是因为山上的土就适合这个,是因为炒茶的时候满屋子的香气让人心里踏实,是因为客人喝了说‘阿灿家的茶有山味’。现在呢?现在种茶,好像是为了让那些标准达标,为了让检测报告好看,为了对得起‘典范’这两个字。”
他低下头,肩膀微微颤抖:“我好像……把我自己的茶,给弄丢了。”
这话像一道闪电,劈开了尹晴心中模糊的迷雾。阿灿的崩溃,不是个例,而是一种普遍情绪的极端表现:当一个人所热爱的事情,被纳入一个庞大的、光鲜的“意义系统”后,那件事本身最私人的、最本质的快乐,可能会被系统性的价值挤压、覆盖,甚至取代。
种茶不再是为了茶,而是为了典范。
织布不再是为了布,而是为了传承。
保存记忆不再是为了记忆,而是为了文化。
生活本身,似乎在为“生活的意义”让位。
第二天,雨停了。阿灿恢复了平静,照常去茶园。但他妻子悄悄告诉尹晴,阿灿把茶园角落里一小块地单独圈了出来,不按标准种,想怎么弄就怎么弄。“他说,那是给他自己种的茶。”
尹晴没有阻止。她知道,阿灿在尝试找回某种呼吸的空间——不被标准、责任、意义所充满的空间。
她开始有意识地观察,发现类似的小小“叛逆”正在各处悄然发生。
根叔在他的菜园里,悄悄种了几株据说“影响整体景观”的野菜,不让人看,自己偶尔摘点尝尝。
秀兰在完成订单之余,用零碎线头织一些完全没用处、只是颜色让她高兴的小布片,随手塞在抽屉里。
老康不再画“有故事”的场景,开始画一些纯粹的线条和色块,画完了就收起来,不给任何人看。
就连虎子,有一次被人看见,他独自在后山的小路上,毫无目的地走了很久,只是走。
这些行为没有破坏任何规则,没有影响村庄运转。它们微小、私密,几乎不被注意。但尹晴意识到,这是村庄生命力在进行一种本能的自我调节——在巨大的公共叙事和集体责任之下,开辟一些只属于个人的、无意义的、纯粹“存在”的缝隙。
也许,溪云村需要的不是又一次“创新”或“突破”,而是一次集体的“呼吸”——深深地吸一口气,再缓缓地呼出来。在呼吸的间隙,什么都不想,什么都不做,只是存在。
在接下来的村民大会上,尹晴没有提出任何新议题。她只是分享了她观察到的疲惫,和阿灿那个雨夜的话。
“也许我们太努力了,”她说,“太努力要做典范,太努力要证明什么,太努力要不断进步。努力本身没有错,但努力到忘了为什么努力,努力到把努力本身当成了目的,我们就会疲惫,就会失去那种最初让我们聚在一起的东西。”
她提议,接下来的三个月,溪云村进入一个“休耕季”。不是停止运转,而是有意识地减少新的规划、新的项目、新的对外展示。把精力和时间,还给那些最日常、最朴素的生活内容:种好地,做好工,吃好饭,睡好觉。允许自己“无所事事”一会儿,允许有些讨论没有结论,允许有些日子不产生“价值”。
这个提议出乎意料地获得了几乎全票通过。连最注重发展的虎子都投了赞成票,他说:“我也累了,真的。”
于是,溪云村的秋天,真的慢了下来。
茶园不再接待大型考察团,只对真正想品茶的散客开放。阿灿有了更多时间侍弄他那块“自己的茶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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