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五的医院长夜,像是被浸泡在稀释过的福尔马林溶液里,时间流动得粘稠而滞重。父亲在药物作用下昏睡着,鼾声粗粝,带着肺部积液般的杂音。何炜蜷在硌人的陪护椅上,薄毯裹不住从四壁渗来的寒意。他睁着眼,看窗外路灯透过百叶窗,在天花板投下一道道明暗相间的栅栏影子,仿佛自己也被困于其间。停职、家庭冷战、苏晴决绝的短信、那笔徒劳的十万块转账……种种心绪沉淀为一种精疲力竭的麻木。然而在这麻木的深处,记忆的暗流却固执地翻涌,将那些他以为早已封存的画面,一帧帧拖曳到眼前,带着前所未有的清晰,甚至让他重新看见了许多当时未曾留意的纹理。
一切始于那个古镇亮化项目的第一次正式沟通会,在“新安文旅”那间会议室。她是甲方项目负责人,苏晴。浅灰色西装,头发挽得一丝不苟,细框眼镜后的目光冷静得像刻度尺。她倾听时微微侧头,手指无意识地在平板电脑边缘轻叩;提问时,问题简洁,却总能精准刺中方案最含糊的软肋。何炜当时只觉得压力不小——这是个不好糊弄的对手。
真正的转折,发生在第三次方案修改后的单独约谈。地点在一家安静的咖啡馆,离双方单位都远。起初仍是工作,摊开图纸,争论灯光色温和照射角度。争到后来,两人都有些疲了。她摘下眼镜,揉了揉鼻梁,这个动作让她脸上那层职业化的坚硬瞬间软化了些许。“何主任,”她忽然说,声音里带着一点罕见的、近乎抱怨的疲惫,“你们做方案的,是不是都觉得我们甲方只会拍桌子挑刺?”
何炜愣了一下,苦笑:“不敢。苏科您指出的问题都在点上。”
“不是指问题,”她重新戴上眼镜,目光却投向窗外下午慵懒的阳光,“是指感觉。你们总想做出‘震撼’、‘惊艳’的效果,但有时候,一个古镇的夜晚,需要的可能不是被‘点亮’,而是被‘看见’。看见它的皱纹,它的沉默,它墙角青苔的湿度。”她顿了顿,自嘲地笑了笑,“我是不是有点太文艺了?跟项目无关。”
“不,很有意思。”何炜有些意外,这超出了纯粹的技术讨论,“‘看见’比‘照亮’难。需要更慢的心,更细的眼。”
她看了他一眼,那眼神里有什么东西闪动了一下,像平静湖面投进一颗小石子。“你看过《园林》那部纪录片吗?”她忽然问了个完全不相干的问题。
“略有涉猎,拍得很美。”
“我父亲喜欢。”她端起已经凉了的咖啡,语气随意,却似乎打开了某道闸门,“他是学建筑的,老派,总说现代建筑失了‘意境’,光知道堆材料。小时候,他带我去逛苏州园林,不是看热闹,是让我摸那些冰凉的湖石,听雨打芭蕉的声音,说‘设计’的最高境界,是让人感觉不到‘设计’,只觉得本该如此。”她说着,眼神有些飘远,“可惜,他现在老了,走不动了,也看不清了。”
这是何炜第一次听到她提及私人生活。他不知该如何接话,只是点了点头,表示在听。那个下午,他们罕见地没有敲定任何具体条款,反而聊起了徽派建筑的天井采光,聊起了木心,聊起了各自大学时代喜欢的冷门电影。何炜发现,褪去甲方负责人的身份,她知识面颇广,见解独到,偶尔冒出一两个尖锐甚至略带刻薄的评论,随即又会为自己可能的失言抿嘴一笑,露出一点与年龄不符的稚气。他也难得放松,谈起自己大学时曾想当个到处跑的摄影记者,后来觉得“养不活家,也安不了父母的心”。她说:“能把爱好变成工作的人是幸运的,但能把责任扛成习惯的人,也许更……不易。” 她说“不易”时,看了他一眼,那目光很深。
之后,工作接触依旧频繁,但某些东西悄悄变了。邮件往来中,偶尔会夹杂一两句与项目无关的闲聊,关于某本新书,某场展览。她有时会对他文案中某个别致的用词表示赞赏,不是客套,而是能说出好在哪里。何炜感到一种久违的、被理解的愉悦。他那被公文和家庭琐事磨得有些粗糙的感知力,似乎在她那里得到了细腻的回应。
真正让关系滑向另一个维度的,是一个意外的周六下午。何炜本该在家,因父亲临时有点胸闷去了趟医院,回家路上心烦意乱,鬼使神差地把车开到了城西那个没什么游客的湿地公园。秋阳正好,他沿着栈道漫无目的地走,只想清空一下塞满各种烦忧的脑袋。然后,他看见了苏晴。
她独自一人,坐在水边一棵老柳树下的长椅上,没穿正装,只是一件简单的米白色针织衫和牛仔裤,头发松松地挽着,戴着一顶渔夫帽,膝盖上摊着一本速写本,正对着远处几只水鸟勾勒着什么。阳光透过柳枝,在她身上洒下斑驳的光影,那一刻的她,没有丝毫职场上的锋芒,安静得像个逃课写生的女学生。
何炜脚步顿住了。他应该悄悄离开,但不知为何,脚步却像有自己的意识,走了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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