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五的下午,天空是一种脏抹布般的灰黄色,沉甸甸地压在楼顶。何炜对着电脑屏幕上那堆关于“社会效益量化评估”的冰冷数据,脑子里却像塞满了湿透的棉花,滞重而昏沉。昨天苏晴办公室里那番谈话,像一盆冰水,浇灭了他最后一点试图保留项目“原真性”的幻想。剩下的,只有配合、执行,以及吞咽那份日益清晰的自我背叛感。
桌上的深蓝色礼盒依然静静躺在那里,像一块不规则的、散发着冷光的淤青。他始终没有再打开它。
手机在桌面上震动,嗡嗡作响,是疗养院的固定电话。何炜的心微微一紧,立刻接起。
“喂,何先生吗?我是小刘。”是负责父亲的护工,声音有些迟疑,“刚才……有您一个快递,送到疗养院前台了,收件人写的是‘何知涯先生’,寄件人……没写全名,只写了个‘周’。”
周?何炜愣住了。父亲的老同事里没有姓周的。难道是……坳背村的周老爷子?这怎么可能?老爷子几乎不出村,更不会知道父亲在这里住院。
“什么样的快递?”他问,声音不自觉地绷紧了。
“是个不大的纸盒子,外面用牛皮纸包了好几层,缠了很多胶带,看起来挺旧的。掂着不重。”护工描述着,“要拆开看看吗?还是等您过来?”
“先别拆!”何炜脱口而出,心里莫名地一阵慌乱,“我……我现在就过去。东西先放前台,谁都别动。”
挂了电话,他立刻起身,抓起外套。那种慌乱感并非源于对父亲安危的担忧——一个纸盒子能有什么危险?而是源于那个神秘的“周”字,以及快递直接送到疗养院父亲名下的诡异。这像是一个来自他极力想要保持距离的那个世界的、突兀的叩门声,直接敲在了他最脆弱、最愧疚的关联点上。
“何总监,您要出去?”唐莉抬头问。
“嗯,去趟疗养院,急事。”何炜匆匆交代一句,便离开了办公室。
开车前往疗养院的路上,他的思绪纷乱。周老爷子?是那个几乎失语的周老爷子吗?他怎么会知道父亲在这里?又怎么会寄东西?难道是陈墨?可陈墨姓陈。或者是沈放团队去补拍时,无意中提起了他父亲生病住院的事,被老爷子听到了?但老爷子为何要寄东西?寄的又是什么?
一个个疑问像水底的泡泡,不断冒出,又无法看清。一种不祥的预感,混合着长久以来对父亲、对那个项目的复杂情绪,在他胸口淤积。
赶到疗养院,前台果然放着一个不大的、包裹得严严实实的牛皮纸盒子,外观普通,甚至有些脏旧,缠满了透明胶带,上面用粗黑的记号笔写着父亲的名字和疗养院地址,字迹歪斜而用力。寄件人那一栏,确实只有一个模糊的“周”字,后面跟着一个辨认不清的划痕。
何炜签收了快递,谢过护工,没有立刻去看父亲,而是提着这个沉甸甸(心理上)的盒子,走到了疗养院后面一处僻静的小花园。午后的花园空无一人,只有几株耐寒的植物在灰黄的天色下瑟缩着。
他在一张冰凉的石凳上坐下,将盒子放在腿上。牛皮纸因为多次搬运和胶带缠绕,边缘已经有些破损起毛。他盯着那个“周”字看了很久,仿佛要从中看出什么秘密。
最终,他还是从钥匙串上找到一个小剪刀,小心地开始拆开封得死死的胶带。胶带一层又一层,缠绕得异常紧密,像是在保护什么极其珍贵或脆弱的东西,又像是在竭力封锁什么。这个拆解的过程本身,就带着一种令人窒息的仪式感。
牛皮纸里面,是一个更小的、压得有些变形的硬纸盒。打开纸盒,里面塞满了防震的碎纸条。何炜拨开那些纸条,指尖触到了一个冰凉坚硬的物体。
他把它拿了出来。
是一个旧的、表面磨得发亮的马口铁茶叶罐,那种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常见的、印着简陋花卉图案的罐子。罐子本身不重,但拿在手里,却有一种奇异的份量感。
他拧开锈蚀的罐盖。里面没有茶叶。
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小卷用麻绳捆着的、泛黄的旧钞票,面额很小,叠得整整齐齐。钞票下面,压着几样东西:一个边缘磨损的、塑料皮的旧工作证,上面贴着父亲年轻时的照片,职务栏写着“练江市航道管理处技术员”;几张褪色的、印着老码头和船只的黑白照片;还有一小截用油纸仔细包着的、暗红色的东西,像是某种植物的根茎。
何炜的手指有些颤抖。他拿起那卷旧钞票,数了数,总共八十七块六毛。都是早已不再流通的旧版纸币。他又拿起那个旧工作证,照片上的父亲年轻、严肃,眼神里有一种他很久未曾见过的、属于技术人员的专注和笃定。
最后,他小心地打开那截油纸包。里面是一段干枯的、暗红色的根茎,散发出一股陈旧而苦涩的草药气味。他认不出这是什么。
油纸的内侧,用铅笔写着几行歪歪扭扭、笔画极重、几乎要戳破纸面的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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