汴梁的春来得迟。
已是二月中,宫墙下的柳枝才刚抽出些鹅黄的芽,在晨风里怯生生地晃着。皇城大庆殿前的广场上,百官按品级站成数列,紫袍、绯袍、绿袍,像一片片被冻住的彩色绸缎,在清晨的寒意里微微发颤。
朝会已进行了一个时辰。
柴荣坐在御座上,身上穿着赭黄色的常服,外面罩了件黑貂皮大氅——刘翰坚持要他穿的,说殿里阴冷,病体受不住。他脸色依然苍白,但坐得很直,手搭在扶手上的狻猊兽首上,指尖有一下没一下地敲着冰冷的铜质。
范质站在丹墀下,正在读一份长长的奏疏。内容是关于淮南水患后漕运恢复的进度,数字很多,地名很杂,听得人昏昏欲睡。几个年老的官员已经开始偷偷挪脚,缓解站麻了的腿。
柴荣的目光扫过殿内。张永德站在武将班首,眼睛半闭着,显然在走神。李重进倒是听得认真,但眉头紧皱,大概是在盘算漕运中断对军粮的影响。文官那边,户部尚书王溥低着头,手指在袖子里掐算着什么——这人向来精明,对数字敏感得像猎犬嗅到猎物。
终于,范质读完了。他合上奏疏,躬身:“请陛下圣裁。”
柴荣没立刻说话。他端起手边的参茶,抿了一口,温热的液体滑过喉咙,稍微驱散了胸腔里的寒意。放下茶盏时,瓷底碰在紫檀木案上,发出清脆的一声响。
“修漕运的款项,从哪儿出?”他问,声音不大,但在寂静的大殿里格外清晰。
王溥出列:“回陛下,去岁秋税收毕,除拨给各镇军饷及官俸外,国库结余约八十万贯。按工部预算,疏通汴河、淮河主要淤塞段,需三十五万贯。臣以为……”
“不够。”柴荣打断他。
王溥一愣:“陛下?”
“修漕运要钱,抚恤阵亡将士家属要钱,赵匡胤练新军要钱,北边边境加固关防也要钱。”柴荣慢慢数着,“八十万贯,听着不少,撒下去连个响儿都听不见。”
殿内安静下来。百官都抬起头,看向御座。这位皇帝病愈还朝后的第一次大朝会,果然不是来听汇报的。
“王溥。”
“臣在。”
“去年全国田赋,实收多少?”
王溥迅速答道:“夏税钱二百四十万贯,秋粮四百五十万石,折钱约三百万贯。加上盐茶专卖、商税、矿课等,岁入总计约八百万贯。”
“支出呢?”
“军费占四成,官俸两成,皇室用度及各地工程一成,余下三成存库或调剂各镇。”王溥对答如流,显然是做足了功课。
柴荣点点头:“也就是说,每年能攒下的,不到一百万贯。”
“是。”
“太少了。”柴荣站起身。貂皮大氅滑落肩头,刘翰在旁想替他披上,被他摆手制止。他走到丹墀边缘,俯视着下方的臣子。
“朕知道你们在想什么——陛下刚打了胜仗,就要加税了。劳民伤财,非明君所为。”他的声音很平静,但每个字都像小锤子敲在人心上,“但朕问你们:北汉刘崇虽败,元气未丧;契丹死了个杨衮,可汗庭还有十万铁骑;南唐李璟占着江淮富庶之地,水军冠绝天下。这些,靠每年一百万贯,打得赢吗?”
无人应答。
“再问你们:黄河年年决口,淮河漕运时通时断,关中旱,淮南涝。这些,靠一百万贯,治得好吗?”
依然沉默。
柴荣走回御座,但没有坐下。他扶着椅背,手指摩挲着冰冷的木雕纹路。
“所以朕今天不说加税。”他顿了顿,“朕说——查税。”
两个字,像冰雹砸进热油锅。
王溥猛地抬头,范质倒吸一口凉气,连一直半闭着眼的张永德都睁大了眼睛。殿内响起压抑的骚动声,官员们交换着惊疑的眼神。
“自唐末以来,天下崩裂七十余年。”柴荣的声音提高了几分,“藩镇割据,政令不出汴梁。各地田亩册籍混乱,隐田逃税者十之三四;盐铁专卖之利,多入私囊;商贾行旅之税,十不征一。这些,你们不知道吗?”
他看向王溥:“户部尚书,你说,光是淮南一带,世家大族隐报的田亩,有多少?”
王溥额角渗出冷汗:“臣……臣委实不知……”
“那朕告诉你。”柴荣从案上拿起一本簿册——那是他病中让亲信暗中查访整理的,“仅扬州、楚州、泗州三地,隐田就不下五十万亩。按每亩年税三十文算,一年就是一万五千贯。十年呢?十五年呢?”
他放下簿册,声音冷下来:“这还只是田赋。盐课呢?茶课呢?市舶司的海外贸易抽分呢?各地关卡私自收取的‘过路钱’呢?”
范质终于忍不住出列:“陛下!此事牵涉甚广,宜从长计议……”
“朕没有时间从长计议。”柴荣直视着他,“范相,你熟读史书。告诉朕,历代王朝崩溃,除了外患,最主要的内因是什么?”
范质张了张嘴,没说出话。
“是钱。”柴荣替他说了,“朝廷没钱,就养不起兵,兴不起水利,赈不了灾荒。没钱,边军就得靠地方自筹,于是藩镇坐大。没钱,官员俸禄不足,于是贪腐横行。没钱,百姓活不下去,于是揭竿而起——这个道理,很难懂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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