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议气氛很压抑,财政口的干部先汇报情况,声音有点低:“目前全市财政预算赤字,折合成粮食大概有十五万斤。
上半年因为打仗,税收几乎为零,手里没多少钱。工厂复工率不到百分之十,能正常营业的商号也只有二十多家,老百姓手里的钱不敢花,物价虽然没大波动,但也不稳定。”
张伟群皱着眉,手指在桌子上敲了敲:“恢复工业是当务之急,有没有具体的计划?比如先恢复哪个厂,机器从哪儿来,工人怎么找?”
工会代表苦笑着摇头:“张市长,不是我们不想计划,是实在没条件。厂子里没机器,就算找到工人,也开不了工;工人没饭吃,就算有机器,也没人有力气干活。现在老百姓心里怕,怕政策变,怕厂子开了又关,谁敢轻易回来干啊?”
会议室里静下来,没人说话。郭万夫看了眼后排的余念新,开口道:“小余同志,你在北平的时候,参与过轧钢厂的复工调研,对经济恢复有经验,说说你的看法,不用拘束。”
余念新没想到会被点名,他站起身,整理了一下思路,语气平静却坚定:“各位领导,各位同志,我这几天在安庆转了转,觉得安庆的问题不是没钱,而是没人心 —— 老百姓和商人心里没底,不敢干。
农村搞土地改革,打土豪分田地,让农民安心了;可城市不一样,城市要靠工人和商人活,现在他们都在等政策,等一个明确的信号。
要让他们知道,新政府不是来‘封门’的,不是来没收财产的,而是来帮他们开工、帮他们赚钱的,这样他们才敢动起来。”
他的话让在场的人都一怔,不少人点头 —— 之前大家都盯着钱和机器,却没意识到 “人心” 才是关键。
张伟群眼前一亮,追问:“那你觉得,该怎么让他们安心?具体要做什么?”
“我建议先做三件事。” 余念新顿了顿,把自己的想法有条理地说出来,“第一,成立工会与工商联联合委员会,把城里的老工人、老商人都找回来,先组织小型修复厂,不贪大,从修机器、修码头、修厂房开始,让大家先有事干,有饭吃,看到希望。
第二,以政府名义,用城里没收的敌产、浮财折价,跟上海、南京这些已经解放的大城市联系,购买他们淘汰的旧机器,先让造船、修配、印刷这三个跟民生最相关的行业恢复生产,其他行业慢慢来。
第三,在教育口成立‘扫盲与培训小组’,用识字班和夜校的形式,教工人认字、学算账、看图纸,培养一批懂技术、能管理的基层骨干,为以后工厂扩大生产打基础。”
他停顿片刻,又补充道:“最重要的是,不能各部门各自为政,要集中力量办大事,财政、工会、教育、军管会各系统协同推进,遇到问题一起解决,这样才能快见效。”
会议室里静了几秒,随后响起小声的讨论。郭万夫慢慢点头,语气肯定:“这思路清晰,抓住了关键,比我们几个人闷头商量半天都明白。小余同志虽然年轻,但看问题很准,有想法。”
张伟群也笑了,看着余念新:“年轻人有胆识,不怯场,还能结合实际提建议,不错。这个方案可以试,就按你说的,先成立联合委员会,下周就开始行动。”
两天后,安庆专区工商联筹备委员会正式挂牌,办公室设在以前的商会旧址。主任由郭万夫书记兼任,副主任有两名,分别是本地的老商人代表和工会干部,余念新列为委员,主要负责政策解读和协调工人与商人的关系。
他提出的 “修复小厂、整合劳力、以工代赈” 的建议,也被写入安庆市政府《关于近期经济恢复工作的暂行方案》,打印出来分发到各部门。
会议结束时,张伟群拍了拍余念新的肩,语气亲切:“余同志,你年纪虽小,干工作却像个老同志,踏实、有想法。接下来要多跑现场,少待在办公室,多听工人和商人的心里话,多看实际情况,别光靠写材料。遇到解决不了的问题,随时来找我们。”
“是,谢谢张市长,我一定多下基层。” 余念新点头答应。
走出市政府大楼,江风吹得门口的红旗 “猎猎” 作响。街上比几天前热闹了些,摆摊的百姓多了,修表的、磨刀的、卖早点的都重新支起了摊子,偶尔能听见孩子的笑声。
码头那边传来木工的敲击声,还有人在清理栈桥的废墟 —— 那是联合委员会组织的工人,已经开始干活了。
安庆的夏天格外闷热。从长江边吹来的风裹着煤灰味,吹在脸上黏糊糊的,街头挂着的红旗在烈日下晒得有些褪色,边角卷起小褶,却依旧在风里飘着,透着股不服输的劲。
余念新来安庆已经半个月。这半个月里,他几乎天天在外面跑 —— 从江边的码头到废弃的造船厂,从老街的商号旧址到粮食局、公安处的办公室,脚步就没停过。
走在街头,总有人指着他小声议论:“看,那就是皖北行署派下来的小干部,听说才二十出头,这么年轻,能办事吗?”
每次听见这些话,余念新都只是笑笑,不解释。他知道,上级给的工商联筹备委员任命不算轻,要管经济恢复、工商协调的事,但下面的人不认 “头衔”,只认 “能不能办事”。多说没用,得靠实际行动让大家信服。
安庆市工商联筹备委员会的办公地点,借的是市政府旧档案馆的小楼。墙皮斑驳,一碰就往下掉灰,木窗户的合页生了锈,风一吹就 “吱呀” 响,连块完整的玻璃都没有。
筹委会刚挂牌没几天,连个正式的章程都没来得及拟,秘书是从教育科临时借调的,打字机是从公安处挪过来的旧机器,打不了几行字就得换色带。
有次张伟群市长路过办公室,看见这场景,笑着调侃:“余同志,你这办公室啊,先当个试验田吧,等以后经济恢复了,再给你换个好地方。” 余念新也笑,说试验田好,能接地气,知道老百姓真正需要啥。
可等真正下到基层调研,余念新才明白什么叫 “现实比想象难”。他调研的第一站,就是江边的造船厂。
造船厂在解放前被国民党炸了一半,厂房塌了大半,剩下的几间也漏着雨,原本的机器要么被拉走,要么被炸毁,只剩下些断壁残垣。
原来的厂长早就跑到上海去了,厂里一百多个工人,散的散、走的走,现在守在厂区的,就只有五个老工人,天天在厂里转悠,怕有人来破坏剩下的东西。
余念新刚走进厂区,领头的老工人就迎了上来,脸上满是防备,上下打量着他:“你是市里派来管厂子的?”
“我是工商联筹备委员会的余念新,不是来管厂子的,是来看看情况 —— 政府准备恢复生产,想听听你们的想法。” 余念新递过去一支烟,语气平和。
老工人接过烟,却没点,冷哼一声:“恢复生产?厂子炸得连炼钢炉都没了,机器也没影,恢复什么?我们几个老家伙在这儿守着厂子,没工资没补助,还得自己掏饭钱,连口热乎饭都快吃不上了,谈恢复生产,不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