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合院：赤色改造 第64章 前线采访

1948 年 12 月初，从昌黎出发去前线那天，北风一路没停，裹着雪粒子，打在脸上生疼。余念新跟着冀东地委组建的宣传分队，坐的是一辆从唐山战役中缴获的旧卡车 —— 车身满是弹孔，漆皮剥落，发动机时不时就熄火，每次都得几个人下来推车才能重新启动。

车厢里塞满了东西：一捆捆印报纸用的草纸、两台便携式扩音喇叭、半桶没开封的油墨，还有几袋用粗布装的干粮，是玉米面掺着红薯干做的，硬得能硌牙。

余念新找了个角落坐下，身边是《冀东日报》的林科长，还有两个负责记录的年轻干事，几个人挤在一起，勉强能挡住点风。

车开到卢龙县境内时，天已经黑透了。山谷里的路面结着薄冰，车轮碾上去 “嘎吱” 响，司机不得不频繁踩刹车，车厢里的人跟着东倒西歪。

快到卢龙县城时，路边出现一处被炸塌的石桥，桥身断成两截，底下是结冰的河沟。几名解放军士兵正用木板和装满沙土的麻袋搭临时通道，木板之间的缝隙能看见下面的冰面。

司机咬着牙，慢慢把车开上临时通道。车轮压在木板上，发出 “嘎吱嘎吱” 的声响，像是随时会断裂。车厢里的扩音喇叭没固定好，随着车身摇晃 “嗡嗡” 抖，吵得人耳朵疼。

余念新紧紧抱着怀里的小箱子，里面装着他的速写本和空白稿纸，生怕颠坏了 —— 这是他记录前线情况的唯一工具。

“别紧张，这桥能撑住。” 林科长叼着烟，烟卷在黑暗中亮了个红点，他一直没说话，直到车过了桥，才吐出一口烟，缓缓说，“这还不算真的战场，顶多是前线外围。

等过了滦县以北，到了丰润、玉田一带，才算真正靠近前线，那边离北平外围阵地已经很近了。”

“那边现在还在打吗？” 余念新问，他之前只从电报里知道平津战役已经打响，具体战况不清楚。

“还在打，但硬仗不多了。” 林科长把烟蒂扔在地上，用脚踩灭，“北平城里的傅作义部队正在跟咱们谈判，看样子不会硬拼，争取和平解放北平的可能性很大。

咱们去前线，主要是记录支前情况和战士们的日常，还有就是接收战地记者的稿件，把前线消息及时传回去。”

车又在黑夜里开了几个小时，天快亮时，终于到了一处叫 “东赵庄” 的村子。这里是宣传分队的临时驻地，也是往前线各部队输送物资、传递新闻的转运点，离最近的前线阵地只有十几里地。

驻地设在村里一所废弃的小学里，院墙塌了一半，露出里面的黄土，院子里的荒草被踩得稀烂。教室的门窗大多没了，寒风直往里面灌，黑板上还留着抗战时期的旧标语：“抗日救国，人人有责”，字迹被烟熏得发黑，却还能看清。

屋子里冷得能看见哈出的白气，几张破旧的课桌拼在一起当工作台，桌上放着油灯，火苗被风吹得摇摇晃晃，在墙上投下跳动的影子。

“从明天起，咱们分两组行动。” 林科长把大家召集到一起，开门见山布置任务，“一组跟着民兵支队，去采访老乡支前的情况，比如运粮食、送伤员、修公路这些事。

另一组留在转运点，负责接收各部队战地记者送来的稿件，整理后尽快发往唐山分社。小余，你跟我一组，咱们去前线通信所。”

“去通信所做什么？” 余念新问。

“通信所是前线消息汇总的地方，今天可能有一批伤员从阵地撤下来，还有几位战地记者在那边，其中就有你之前见过信的刘浩同志，咱们去跟他对接，顺便记录伤员的情况。”

林科长说着，把一包用油纸包好的干粮递给余念新，“明天一早出发，路上可能没地方吃饭，带着备用。”

第二天清早，天刚蒙蒙亮，余念新就跟着林科长出发了。两人没坐车，因为往前线的路不好走，卡车开不过去，只能步行。

沿途的公路被炸得坑坑洼洼，到处是弹坑，有的弹坑里还结着冰。路边的树干被弹片刮得焦黑，有的树拦腰折断，横在路边。偶尔能看到被炸毁的汽车残骸，锈迹斑斑，在寒风里显得格外凄凉。

走了差不多半天，才远远看到几顶绿色的帐篷，帐篷旁边插着一面红旗，在风里飘得猎猎响 —— 那就是前线通信所。走近了才发现，通信所周围挖着简易的战壕，几个士兵背着枪在巡逻，看到他们出示的证件后，才放行。

通信所里弥漫着煤烟味和消毒水的味道，混合在一起有点刺鼻。几顶帐篷连在一起，有的用作临时医疗点，几个医护人员正围着伤员包扎伤口，伤员的呻吟声时不时传来。

有的用作办公点，几个通信兵趴在木箱上写电报，手里的笔飞快地动着，偶尔抬头喊一句 “发电报”，声音沙哑。

林科长朝着办公点的帐篷走过去，冲里面喊了一声：“刘浩同志在吗？我们是冀东地委宣传分队的，从昌黎来。”

一个戴眼镜的青年从帐篷里探出头来，脸上还沾着灰尘，眼镜片有点模糊，他看到林科长，笑了一下，走出来：“我就是刘浩。你们来得正好，我还想着怎么把稿子送出去呢。” 他的声音有点沙哑，大概是冻着了，或者是累的。

“你的信我们收到了，在昌黎的时候，还把你写的内容登在了《昌黎之声》上。” 林科长笑着说。

刘浩点点头，转身指了指帐篷里的桌子：“我这儿正好有篇新稿，刚写完没多久，还热乎着，你们要是方便，就帮我带回去，看看能不能印在报纸上，让后方的老乡也知道前线战士的情况。”

余念新跟着走进帐篷，凑到桌前看那篇稿子，标题是《风雪中的突击连》。纸上的字是用铅笔写的，行距不均匀，有的地方因为手冻得发抖，字迹歪歪扭扭，还有几处沾着褐色的血迹，不知道是刘浩自己的，还是伤员的。

“这是昨晚写的，” 刘浩解释道，“那支突击连在丰润一带的阵地坚守了三天三夜，顶着大雪和敌人的炮火，最后把阵地拿了下来，但不少战士都冻伤了，严重的连手指都保不住，现在已经撤下来休整了。”

林科长拿起稿子翻了翻，问：“你不跟我们一起回转运点吗？那边条件能好点，还能好好写稿。”

“不了，我还得留下来。” 刘浩摇摇头，指了指外面的医疗帐篷，“还有几个伤员没采访完，他们的故事也该写下来。

再说，通信所离前线近，能第一时间拿到消息。” 他顿了顿，又笑了笑，语气轻松：“咱们当记者的，总得比新闻多活一会儿，才能把最真实的东西记下来。”

余念新没说话，只是小心翼翼地把稿纸叠好，放进贴身的衣袋里 —— 这张纸上的每一个字，都带着前线的雪和血，比任何华丽的文字都沉重。

那一刻，他第一次真正明白，“写” 这件事不只是记录，更是承载着战士们的牺牲和期盼，容不得半点马虎。

傍晚，远处的炮声渐渐远去，大概是前线暂时停火了。余念新和林科长在通信所的帐篷外吃干粮，是早上带的冻饼，风一吹，饼硬得裂开，咬一口能硌得牙疼，只能就着雪水慢慢咽。

一个年轻的通讯兵凑了过来，他背着步枪，肩上挎着通讯员的挎包，脸上满是稚气，看起来不过十六七岁。他看着余念新手里的笔记本，小声问：“你们是记者吧？能写我们连的事不？”

“当然能，你想写什么？” 林科长放下饼，笑着说。

通讯兵咧嘴笑了，露出两颗小虎牙，从挎包里掏出一只破皮手套，递到余念新面前：“那你们写写我们老班长吧。昨晚我们在阵地撤退的时候，我不小心崴了脚，老班长背着我跑，还把他的手套给了我。

后来敌人的炮弹来了，他把我推到战壕里，自己却没来得及躲……” 说到这儿，他的声音低了下去，眼圈有点红，“我最后只捡到他这只手套。要是能登在报纸上，记得写他的名字 —— 李忠义，河北衡水人。”

余念新接过那只手套，是帆布做的，已经磨破了两处，手心的位置还残留着一点余温，很快就被寒风吹散，变得冰冷。

他没多问，只是把手套小心地包进笔记本里，跟刘浩的稿子放在一起。他知道，这只手套和老班长的名字，都该被记下来，让更多人知道，胜利是怎么来的。

夜里，余念新和林科长回到东赵庄的转运点。屋子里的油灯还亮着，余念新坐在桌前，没顾上休息，就拿出笔记本和笔，借着微弱的灯光写报道。

他没加任何抒情，只是把通讯兵说的话、老班长的事迹，一字一句地记下来，题目叫《一个班长的手套》：

“手套是旧的，帆布面磨破了两处，手心还留着一点余温。老班长李忠义，在撤退时救了通讯兵，却没能躲过炮弹。

通讯兵说：‘帮我把老班长的名字登在报上，就当替他报个平安。’

可我知道，这份‘平安’，是老班长用命换来的，是他留给战友最后的东西。

他的名字，该被记住；他的故事，该被流传。”

第二天，稿件和刘浩的《风雪中的突击连》一起，通过通讯员寄往唐山的《冀东日报》分社印刷。林科长路过余念新的桌前，看了一眼稿子，点点头：“写得好，不夸张，不煽情，把该说的都说了，这才是前线报道该有的样子。”

他拍了拍余念新的肩，又补充道：“跟你上次在昌黎写的《北风来了》比，进步多了 —— 现在你写的不是风，是活生生的人。”

余念新只是笑了笑，没说话。他知道，不是自己进步了，是前线的人和事，让他学会了用平静的笔，去写那些激烈又沉重的故事 —— 不用喊口号，不用刻意抒情，只要把真实的情况记下来，就足够有力量。

几天后，前线传来消息：北平和平谈判取得重大进展，傅作义部队同意接受改编，北平即将和平解放。转运点里的人都很高兴，有人甚至唱起了歌。大地仍是寒冬，寒风还在刮，但空气里已经带着一种新的平静，不再有之前的紧张和焦虑。

那天夜里，余念新坐在油灯下，写下了短短一段话，没加标题，只是记在笔记本的最后一页：

“我看到有人在收起枪，把武器擦干净，等着和平改编；也有人在磨笔，准备记录下北平解放的那一刻。战争快要结束了，但我们要写的，不止是胜利 —— 还有那些没能等到胜利的人，那些用命换来和平的人，他们的名字和故事，才是胜利最珍贵的注脚。”

他合上笔记本，吹灭油灯。窗外的风停了，月光透过破损的窗户照进来，洒在地上，像一层薄雪。天快亮了，等天亮后，大概就能听到北平解放的正式消息了。

余念新靠在椅背上，心里很平静 —— 他知道，接下来还有很多事要做，还有很多故事要写，而他会一直写下去，把前线的声音，把那些不该被忘记的名字，都好好记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