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合院：赤色改造 第49章 干部小学

1947 年春，沈阳的春天短得像没存在过 —— 街面上的积雪刚化净，墙角还留着冰碴子，就有小贩推着木箱吆喝 “冰棍”，木箱裹着棉被，里面是用井水冻的冰块，撒点糖精就是稀罕物。城南那栋要改造成学校的旧楼，外墙脱皮脱得厉害，露出里面的青砖，屋檐下挂着褐色的铁锈水痕，是前几天下雨淋出来的。

门口新立的木牌是余念新亲手写的，“沈阳干部小学” 四个字用红漆描过，在灰蒙蒙的旧楼前格外显眼。这是他第一次独立牵头办学，教育处给的期限是三个月，要求建成能容纳两百名学生的学校，首批招生对象是机关、部队、工厂干部的子女。接到命令那天，他在教育处办公室没多问，只盯着周处长的办公桌：“能给我几个人协助？”

“人手紧张，你自己组建团队，缺人了再往上报。” 周处长头也没抬，手里翻着别的文件。

余念新没再说什么，转身走了 —— 从延安到辽阳再到鞍山，他早习惯了 “自己想办法”。

头一周，所有精力都扑在修校舍上。这栋楼原是伪满警校的宿舍，房间窄，窗户小，要改成教室得先拆墙、扩窗。工人不够，余念新就去附近的退伍兵安置点找人，答应管饭，还能给点补贴，几个当过工兵的老兵愿意来帮忙，白天一起抬木料、钉窗框，晚上他在临时办公室写施工日志，记录当天修了几间房、用了多少材料，密密麻麻记了半本。

没过几天，凌老师被教育处调来协助他。她走进院里，看着堆在墙角的旧课桌 —— 桌面裂着缝，桌腿歪歪扭扭，有的还少了个脚，用砖头垫着 —— 皱起眉：“这些东西还能用？孩子坐上去不得摔着？”

“先擦干净，缺腿的钉块木板，裂缝的用腻子补上，凑活能用。” 余念新手里拿着砂纸，正打磨一张课桌的边缘，避免木刺扎手。

“咱们是来搞教育的，不是来当木匠的，这也算教育工作？” 凌老师有点不理解，她以前在延安保育院，虽然条件也差，但教具至少是齐整的。

“校舍是教育的地基，连个能安心上课的地方都没有，还谈什么教文化？” 余念新放下砂纸，指着刚修好的一间教室，“你看，窗户扩宽了，光线能进来，孩子们上课不费眼，这就是在做教育的事。”

凌老师没再反驳，默默卷起袖子，从墙角拿起块抹布，蹲下来擦课桌 —— 她知道余念新说的是实话，在东北这地方，想做事就得先低头干实事。

第二周开始招聘教师，消息贴出去后，来报名的人不少：有从延安来的青年学生，带着《干部学习纲要》；有东北本地的教员，熟悉沈阳的情况；还有几个是旧教育系统留下的，穿着半旧的长衫，手里攥着以前的教师资格证。大家坐在一起，气氛有点微妙 —— 有人信新政权，说话时腰杆挺得直；有人心里没底，问问题时总小心翼翼。

报名那天，一个留着麻花辫的女教师犹豫半天，还是凑到余念新跟前：“同志，我想问下，干部小学是不是只教政治？不教算术、识字这些？”

“教文化，也教政治。” 余念新放下手里的报名表，“孩子得先识字，能读书看报，然后才懂什么是政治；也得明白自己是谁的孩子，以后要做什么事，这两样都不能少。”

旁边一个戴眼镜的男教师笑了：“那这不就是又红又专？要求可不低啊。”

“不用跟‘又红又专’挂钩，只要能把文化教好，把道理讲明白，做到这两点就行。” 余念新说得实在，没绕弯子。

学生登记那天，学校院门外挤满了人。有穿灰棉军装的部队干部，怀里抱着孩子，军装上还沾着泥土；有穿粗布衣的工厂干部，袖口沾着机油；还有几个穿旧呢子大衣的城市妇女，应该是机关干部的家属，手里拎着布包，里面装着孩子的换洗衣物。大家都排着队，没人插队，偶尔有人小声议论 “学校条件怎么样”“老师够不够”。

一个穿军装的小男孩被妈妈抱进院里，一落地就跑到余念新跟前，仰着头问：“老师，这学校有钢笔用吗？我爸爸说钢笔写字好看。”

“有钢笔，但得先学会用铅笔。” 余念新蹲下来，跟孩子平视，“铅笔字写好了，再用钢笔才不会出错。”

“我爸爸在军区上班，他说我是干部的孩子，能直接用钢笔写字，不用练铅笔。” 小男孩挺了挺胸，一脸骄傲。

“在学校里，不管是谁的孩子，都得从铅笔开始练，大家都一样。” 余念新摸了摸孩子的头，没顺着他的话。

小男孩不太服气，瞪了他一眼，跑回妈妈身边告状。余念新没在意，转身接过下一位家长递来的报名表，继续登记。

登记结束后，凌老师抱着那堆报名表，坐在台阶上叹气：“你看这些名单，干部的孩子也分三六九等 —— 军区干部的、工厂干部的、机关办事员的，家长职位不一样，对孩子的期待也不一样，以后不好教啊。”

“那就教得一样，不管家长是谁，孩子在学校里都是学生，学一样的知识，守一样的规矩。” 余念新把登记册放进抽屉，“不搞特殊化。”

“能做到吗？万一有家长提意见呢？”

“尽量做到，真有意见就解释，解释不通也得守住底线 —— 学校不是搞特殊的地方。”

五月初，学校总算赶在期限内开学了。开学典礼那天，沈阳下着小雨，院里的泥地被踩得坑坑洼洼，有人找了几块木板铺在地上，避免大家滑倒。旗杆是用两根旧电线杆接的，外面缠了层红布，红旗是附近纺织厂的女工连夜缝的，边角还留着线头。

周处长来了，站在临时搭的台子上讲话，还是老样子，话不多却实在：“革命的孩子，从小就得懂两件事 —— 劳动和纪律。干部的孩子更要带头，不能觉得自己特殊，以后长大了才能为老百姓做事。”

说完，他把话筒递给余念新：“你来讲几句，跟孩子和家长们说说学校的打算。”

余念新没拿稿子，走到台前，看着底下的孩子和家长：“学校是新的，老师是新的，孩子也是新的。我不跟大家说大道理，只希望孩子们在这儿能学会三件小事：自己吃饭，不用别人喂；自己洗手，讲究卫生；自己做事，别总依赖大人。”

台下有人笑，觉得这要求太简单，不像干部小学该提的。但余念新语气平稳，没受影响 —— 他清楚，这不是随口说的口号，是延安保育院的老规矩，凌院长以前总说 “连自己都照顾不好，怎么照顾别人？”，现在他把这话变了变，教给这些干部的孩子。

课表排出来后，新问题来了。教育处要求每周加一节 “时事教育课”，但配套的教材迟迟没到。有老师建议 “照报纸念，念《东北日报》上的新闻，孩子们听着就行”，凌老师坚决反对：“孩子才六七岁，报纸上的术语他们听不懂，念了也白念，还容易让他们觉得上课没意思。”

余念新坐在办公室里，翻着自己带的旧笔记本，忽然有了主意：“不用照报纸念，咱们用故事讲。讲工人怎么修铁路，讲八路军怎么打鬼子，讲咱们怎么收复沈阳，这些事孩子能听懂，也能明白现在的日子来得不容易。”

他连夜写了几个小册子，用教育处领的公文纸打印，每张纸的上头画一面小旗，下面写着 “我们是新中国的种子”。上课的时候，他拿着小册子，给孩子们讲 “鞍山钢铁厂的工人叔叔怎么炼出第一炉钢”，讲 “解放军叔叔怎么把特务赶出沈阳”，孩子们听得入迷，有的还会举手问 “特务是什么样的”“钢是用来做什么的”。

每天放学后，余念新总留在办公室加班。桌上堆着账本、校舍修缮计划、下周的课时表，还有家长提的意见条，他一张一张看，一条一条记。夜里风大，吹得窗纸 “哗啦” 响，他点着煤油灯，笔尖在纸上沙沙写，有时候写着写着，就想起延安保育院的灯光 —— 那时候凌院长也是这样，夜里在灯下批作业，灯光昏黄，却让人心里踏实。

有天晚上，他正写着下周的采购清单，听见外面有人敲门。

“进。”

门推开，是赵宣组，手里拿着个布包，里面装着刚买的糖糕。“念新，都这么晚了还没睡？我路过这，听见灯还亮着。”

“明天要检查校舍安全，得把问题提前列出来。” 余念新放下笔，指了指旁边的凳子，“坐。”

赵宣组坐下，从口袋里掏出一包纸烟，递了一根过去：“抽根烟提提神，这几天看你累得眼睛都红了。”

“别抽了，这玩意费钱，还伤身体。” 余念新摆摆手，他的工资大多用来给学校买粉笔、纸张，没闲钱买烟。

“那我自己抽。” 赵宣组点着烟，吸了一口，吐着烟圈说，“我听教育处的人说，你跟处里顶起来了？有这事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