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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 年一月初，天刚蒙蒙亮，延河边的雾还没散，几辆马车排在河滩上，车板上堆着文件、纸张、粮食，还有几口印着 “宣传器材” 的木箱。余念新背着布包，里面装着凌莎送的笔记本、卢记者给的铅笔，还有部长手写的通行信。他被分在第三辆车，同行的是文工团的冯启和谢敏，两人都是二十出头的年轻人。
“听说咱们要去晋察冀边区？” 冯启扒着车帮问。
“嗯，那边需要记录前线和根据地的情况。” 余念新答。
“得走多少天？”
“老交通员说，顺利的话十多天，就怕路上遇到情况。”
“遇到鬼子咋办？” 冯启追问。
“绕着走。”
“绕不开呢？”
“看运气，也看老交通员的经验。”
冯启笑了：“你这回答，跟在延安开会似的，实在。”
马车顺着山道走，马蹄声断断续续。出了延河谷，地势越来越陡，沟壑也深了起来。前方的路明显被炮火炸过，坑坑洼洼的，车轮子陷进去，得几个人一起推才能出来。领队的老交通员姓刘，四十多岁，话不多，总是背着两支驮枪走在最前面，时不时停下来，弯腰用脚踩踩路面，判断是不是安全。
“过前面这段，都别说话。” 刘交通员突然回头，声音压得很低，“以前有伪军在这一带巡逻。”
“看到前面村子的房顶冒烟，就赶紧低头，别抬头张望。”
“要是听到狗叫，就贴着山壁走。”
第三天，队伍过了清涧河，天暗得早，山风刮在脸上像刀割。刘交通员找了处废弃的窑洞，让大家歇脚。火不敢生，怕引来敌人，几个人就着冷水啃冷窝头，就着干豆子填肚子。
“咱这是去采访，又不是去打仗，咋比在文工团排戏还苦？” 冯启一边嚼着窝头，一边嘟囔。
刘交通员蹲在洞口，擦着枪：“等你真到了前线就知道，采访比打仗难 —— 打仗只要往前冲，采访得睁大眼睛看，还得记准每一件事。”
谢敏靠在窑洞壁上，望着外面的夜色，声音轻轻的：“我听人说，晋察冀的根据地学校都搬到山沟里了，就算鬼子扫荡，孩子们也没停过课。”
“那咱们就写孩子们。” 余念新接过话。
“写他们上课？这算新闻吗？” 谢敏问。
“算。” 余念新点头，“在炮火里还能学字，还能读书，这样的事，就是最好的新闻 —— 能活下来的字，比啥都金贵。”
谢敏没再问，只是轻轻笑了笑，从布包里掏出块干红薯，掰了一半递给余念新。
第五天，队伍到了黄河渡口。河水湍急，浪头拍着岸边的石头，木筏在水面上晃得厉害。
“得抓紧时间过，鬼子的巡逻队在北岸活动，晚了就麻烦了。” 刘交通员把地图叠好，塞进怀里。
木筏一共三只，轮流摆渡。风刮得人睁不开眼，河水溅在身上，很快就结成了薄冰。中途有一只木筏的缆绳突然脱开，筏子猛地一晃，冯启没站稳，半个身子都探到了水面上。余念新眼疾手快，一把抓住他的胳膊，使劲往回拽。
“好家伙，我还以为今天要成黄河里的水鬼了。” 冯启喘着气，脸色发白。
“怕水？” 余念新问。
“不是怕水，是怕这浪 —— 看着就吓人。”
“怕就别往下看，盯着前面人的后背。”
过了黄河，每个人的衣服都被水汽打湿，冻得硬邦邦的。没地方烤火，只能靠不停走路取暖。黄土路上，一串串脚印很快就被风吹来的浮土盖住。到了夜里，刘交通员在山坳里找到一座被炸塌半边的土屋，才算有了落脚的地方。他点了盏小油灯，把地图摊在地上：“明天一早进灵丘，那是晋察冀的前沿阵地，鬼子常去扫荡，但老百姓没走，还在守着村子。”
“老百姓没走？不怕鬼子吗？” 谢敏问。
“怕，但更舍不得地里的庄稼，还有村里的孩子 —— 有人专门组织护校队，就算鬼子来了，也得把孩子们护送到安全的地方。” 刘交通员指着地图上的一个小点，“明天到了办事处，你们就能见到那些护校的老乡。”
那一夜，没人睡得安稳。风从土屋的破洞灌进来，呜呜的像有人在哭。余念新靠在墙根坐着，油灯的影子在墙上晃来晃去。他掏出笔记本，翻开第一页，“笔是枪，枪是笔” 六个字在昏黄的灯光下，显得格外沉。
第二天一早，队伍在山坳里穿行，远处时不时传来炮声，天一直是灰蒙蒙的，风里还带着烧焦的味道。快到中午时，刘交通员突然停住脚步，指着前面的沟口：“到了，那就是灵丘边区办事处。”
沟里有几间青瓦屋，门口插着一面褪色的红旗，虽然边角有些破，但在风里飘得很有力。接待他们的是邹同志，三十岁出头，戴副黑框眼镜，身上的棉袄打了好几块补丁。
“延安来的同志？一路辛苦了！” 邹同志握着余念新的手，力气很大，“路上没遇到鬼子的巡逻队吧？”
“还好，刘交通员带我们绕了几条路，躲过去了。” 余念新答。
“那就好，最近鬼子扫荡得勤，能安全到就不容易。” 邹同志转身端来一壶热水，“先喝点热的暖暖身子，咱这儿条件苦，就这热水还算拿得出手。”
他指着旁边一间屋子：“那是咱根据地的小学，孩子们上午刚上完课，你们要是想采访，现在去正好。”
几人跟着邹同志走过去，屋门半掩着，能看到里面坐着二十多个孩子，衣服都很破旧，有的鞋子还露着脚趾头。课桌是用石板搭的，黑板是块刷了墨的木板。讲课的是个年轻女老师，穿着件打补丁的蓝布棉袄，正低头帮一个孩子捡掉在地上的铅笔头。
“今天给孩子们讲的啥课？” 余念新轻声问。
“讲‘春天’。” 女老师笑了笑，声音很软，“我问孩子们春天是什么，他们说春天是能吃上红薯叶，是地里能种庄稼了。”
“那您怎么跟他们说的？”
“我说，春天是咱们还能坐在这儿上课，还能看见太阳，还能学新字 —— 只要咱们还能学字，还能读书，春天就一直都在。”
冯启赶紧掏出笔记本，边记边说：“这句说得好，必须记下来！”
女老师摆了摆手：“别写我，要写就写孩子们 —— 他们才是咱根据地的希望，我就是个教书的，不算啥。”
孩子们看到来了陌生人，都好奇地睁大眼睛，小声议论着。一个虎头虎脑的小男孩跑过来，仰着头问：“叔叔，你们是从延安来的吗？你们会打鬼子吗？”
“我们不打鬼子，但我们会把你们上课、学字的事写下来，让延安的人都知道，灵丘的孩子们很勇敢。” 余念新蹲下来，看着小男孩的眼睛。
“那是不是全边区的人都能看到？” 小男孩问。
“是，只要报纸能送到的地方，大家都能看到。”
小男孩高兴地跳起来：“那我要好好学字，以后也像叔叔一样，写文章！”
课后，女老师带他们去看藏粮食的山洞。洞里堆着地瓜干和玉米，都是老乡们凑出来的，用布包得严严实实。“上次鬼子扫荡，老乡们连夜把粮食藏到这儿，还特意留了一部分给孩子们当口粮，说就算大人饿肚子，也不能让孩子没吃的。” 女老师说，“有次鬼子来了，几个老乡还假装在地里干活，把孩子们护在身后，硬是没让鬼子找到学校。”
余念新一边听，一边在笔记本上记，铅笔尖在纸上划过，留下清晰的字迹 ——“灵丘，小学，二十三个孩子，石板课桌，老乡护校，粮食藏山洞。”
晚上，邹同志留他们吃饭，主食是小米粥，菜只有一碟咸菜。灯光昏昏的，大家围坐在一张旧木桌旁，聊着根据地的事。
“咱这儿天天要防着鬼子扫荡，还得种地、办学，人少事多，但没人抱怨。” 邹同志喝了口粥，“大家都知道，只要守住这根据地，守住这些孩子，以后就有希望。”
“前阵子文工团来演《地道战》，老乡们都来瞧，看完了就说，咱也能像戏里那样，跟鬼子斗！” 刘交通员难得多说了几句。
正说着，外面传来一阵锣声，几个民兵跑进来：“邹同志，前沿侦察队回来了，说鬼子在北山修了个碉堡，最近可能要动。”
邹同志立刻站起来：“走，去听听情况。” 他转头对余念新说，“你们先歇着，明天我带你们去村里采访老乡，他们有好多故事能写。”
余念新点头，看着邹同志和民兵匆匆离开的背影，又低头看了看笔记本上的字。冯启打了个哈欠：“没想到根据地这么不容易，以前在延安，只知道前线苦，来了才知道，老乡们和孩子们更不容易。”
“所以才要写他们。” 余念新合上笔记本，“写他们在炮火里还能种地、还能读书，写他们没被鬼子打垮的劲儿 —— 这些事，比任何口号都有力量。”
夜里，余念新躺在草铺上，听着外面的风声，还有远处偶尔传来的狗叫。他知道，接下来的采访不会轻松，但只要能把灵丘根据地的故事写下来，让更多人知道这里的人在怎么活、怎么斗，这趟外线任务就没白来。他摸了摸布包里的铅笔，心里更踏实了 —— 这支笔，得好好用，写出这里的真事，写出这里的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