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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 年十月，子长的深秋已透着冷，山风刮在脸上疼，枣子落得满地都是。余念新从延安回来时，驴车刚停在印刷房门口，就听见油印机 “咯吱” 的转动声，墨味混着土腥味，呛得人鼻子痒。
张鸣从印刷房里钻出来，手里还拿着张刚印好的报纸：“念新，可算回来了！延安那边都传你写的稿子被当成范例，咱分区的报也算露脸了！”
“露脸不算啥，报还得好好出。” 余念新接过报纸，翻了两页，眉头皱起来 —— 头版全是 “区政府会议纪要”，满篇都是 “加强领导”“落实政策” 的套话，没一个具体的人，没一件实在的事。
“怎么又全是会议简报？” 余念新问。
“上面催得紧，大家怕写人物出错，说万一写不好，会被当成‘突出个人’。” 张鸣叹了口气。
“中央刚开的会，周同志明确说要讲真话，没有人，哪来的群众工作？” 余念新把报纸放在桌上，卷起袖子，指着几处空白，“这篇纪要全是空话，删掉，换成你上次写的《修渠队夜里干活》。那篇里有王三柱他们刨土、烤火的细节，人真事真，比这些套话强十倍。”
张鸣看着他认真的样子，笑着点头：“行，听你的，这就改。”
第二天清晨，分区宣传科开新闻碰头会，十几个人挤在小窑洞里，桌上摆着半碗凉透的稀饭。科长罗华头发花白，说话语速慢：“再过几天就是抗战八周年，要出专刊，延安来信说，得重点报道群众生活。余同志刚从延安回来，让他说说上面的新要求。”
余念新站起身，声音不高却清晰：“延安现在就强调两点 —— 实事求是，群众语言。咱们写稿子，不是给上级看的，是给老百姓看的。修渠、打粮、纺线，只要是老百姓真干的事，就写；空口号、虚数字，一律删掉。”
有个年轻通讯员小声问：“要是遇到生产落后的村，写出来会不会让上面不高兴？”
“不高兴也得写。” 余念新看了看他，“怕丢脸躲着不写，不等于问题就没了。写出来，才能让人知道该往哪使劲。”
窑洞里有人笑出声，罗华喝了口温水：“写实是好，但也得有分寸，别把困难写得太沉，免得影响士气。”
“我明白，会把握好。” 余念新答。
“那专刊就交给你编排，稿件你定。” 罗华拍了板。
散会后，余念新没回宿舍，直接往东沟村走 —— 去年他在那采访过修渠队，现在该去看看进度。路上遇到个赶毛驴的老乡，他一边跟着走，一边问：“东沟的渠修得咋样了？”
“快通了！再过几天，水就能流到地头了！” 老乡笑着说。
“谁带的队？”
“王三柱啊，那汉子能干，夜里都带着人刨土。”
到了修渠工地，果然看见十几个人正抡着镢头刨土，渠边插着红布条，写着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王三柱看见他，放下镢头擦汗：“余同志，你咋来了？又来写我们？”
“上次写渠，这次写你。” 余念新蹲在渠边，拿出笔记本。
“写我干啥，我又不识字，也没干啥大事。” 王三柱挠了挠头。
“干没干大事，不是看识不识字，是看能不能让地里见着水。” 余念新笑着说，“你说说，修渠时最难的是啥？”
王三柱坐在土坡上，慢慢讲：“刚开始缺工具，镢头不够，就用手刨；夜里冷，大家围着篝火烤烤手再接着干；有天渠塌了一段，没人抱怨，第二天一早都来补。” 余念新没多问，只在本子上记 “王三柱，夜刨土、补渠段、烤火驱寒” 几个关键词。
渠边的妇女端来碗热水：“记者同志，喝口暖暖身子。”
“谢谢大姐。” 余念新接过碗，水温正好，喝下去浑身都热了。
“渠通了，接下来打算干啥？” 余念新问。
“种冬麦！政府说秋耕不能误，到时候还得靠这渠浇水呢。” 王三柱眼里亮着光。
余念新站起身，看着延伸到地头的渠沟，心里踏实：“这篇就写你，不夸也不编，就写你带大家修渠的事。”
王三柱憨笑：“那我到时候给你装袋红薯干，自家晒的，甜得很。”
“红薯干留着给娃吃，我要的是你这真实的故事。”
傍晚回到印刷房，余念新把笔记整理成稿，标题叫《水到地头》，里面没一句口号，只写王三柱他们怎么凑工具、怎么补渠、怎么盼着水到地头。张鸣看完，拍着桌子说：“这篇好！读着就像看见他们在渠边刨土的样子，比啥都强！”
“那就上头版，再配个小图，画把镢头和红布条。” 余念新说。
几天后，《水到地头》刊登出来，报纸送到各区，反响出奇地好。有老乡拿着报纸找过来，说：“这上面写的王三柱，俺认识！他真能干活！” 区政府的干部也夸：“这才是咱分区的真实情况。” 但也有干部皱着眉找罗华：“修渠的细节写得太细，万一别的区比不过，会不会显得咱工作不均衡？”
罗华把这话传给余念新，余念新只说：“知道了，下次会注意，但这篇没写错，不能改。”
晚上，余念新守着油印机加印第二版，机器 “嗡嗡” 响，印好的报纸一张张滚出来。他看着 “水到地头” 四个字在灯下泛光，心里清楚，这机器的响声、纸上的文字，比任何表扬都实在。
没过几天，邮政员送来封信，是凌莎从延安寄来的。信上写：“念新，上次合写的《延安人的一天》已刊发，《解放日报》还准备转载《春耕与抗战》。宣传部让各地记者多写群众报道，你那边最近有啥好故事？有空回信说说。” 落款是 “凌莎 敬上”，字迹干净清秀。
余念新把信折好，放进文件夹，夜里就着油灯写回信：“凌莎同志，子长一切如常，东沟村的渠快通了，老乡们等着种冬麦。最近在筹备抗战八周年专刊，打算多登些修渠、打粮的真实故事。转载的事不必多提，稿子能让老百姓看见，就够了。—— 余念新”
写完信的第二天，罗华找他：“中央要成立‘边区通讯员小组’，从各分区选人参训，宣传部推荐了你，去延安培训两个月。”
“去延安？那这边的专刊……” 余念新愣了下。
“有张鸣盯着，你放心去。这是好事，能多学些本事。” 罗华说。
余念新想了想，点头：“行，我去。”
晚上，他找张鸣交代工作，张鸣拍着他的肩：“到了延安多学些经验，回来教我们怎么写更好的稿子。”
“一定。” 余念新答。
出发那天，余念新抱着几期刚印好的报纸，坐在驴车上。刚出分区驻地，就听见有人喊：“余同志，等一下！”
是王三柱，手里提着个布包，跑得满头汗：“听说你要去延安，给你装了袋红薯干，路上饿了吃！”
余念新接过布包，心里暖暖的：“谢谢你，等我回来，还写你们种冬麦的事。”
“好！俺等着看！” 王三柱站在路边挥手。
驴车顺着黄土路往前走，风把报纸吹得哗啦响，露出头版上 “实事求是” 四个字。余念新伸手按住报纸，心里默默念着 ——“写给看不懂字的人看”，这不仅是延安的要求，更是他写稿的本分。不管到了哪里，都不能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