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晨五点,香格里拉的天还是墨黑的。苏晚在客栈的木床上醒来,听见远处松赞林寺传来第一声晨钟,浑厚悠长,穿透高原清冽的空气。怀瑾在她身边蜷成一团,睡得很沉,小脸在藏式毛毯里显得格外红润。
手机屏幕亮起,是央宗姐的微信:“醒了么?多吉师傅已经到楼下了。”
苏晚轻手轻脚起床,洗漱穿衣。今天要去松赞林寺看费明理捐赠的那套法器,周慕远安排的行程——他昨天就飞过来了,说要亲自参与这次“记忆寻踪”。
楼下院子里,一辆越野车已经发动。多吉站在车边抽烟,看见苏晚下来,掐灭烟头:“苏老师早。周总去接寺里的格桑喇嘛了,我们先过去。”
车上,多吉递给她一个保温壶:“酥油茶,热的,高原早晨要喝点。”
苏晚接过,道了谢。离开昆明前,顾承屿千叮万嘱:香格里拉海拔三千三百米,要注意保暖防高反。他本想来,但跨境小组突然有紧急任务——缅甸那边截获一批企图走私出境的高棉时期佛像,需要他参与甄别。
“怀瑾还在睡?”多吉问。
“嗯,待会儿央宗姐来陪她。”
“让她多睡会儿,小孩适应海拔慢。”多吉熟练地开着车在空无一人的街道上穿行,“格桑喇嘛说,那套法器封存了很久,除了老住持,没人见过全貌。这次是破例。”
“为什么突然愿意示人了?”
多吉笑了笑:“周总捐了一笔修缮金,给寺里的古籍修复室。格桑喇嘛说,法器如果永远封存,就失去了它存在的意义——文物要让人看到,记忆才会传承。”
这话有道理。苏晚想起大英博物馆那些存放在仓库深处的中国文物,或许费明理当年选择捐赠给寺庙和学校,就是希望这些物品能在使用中被记住,而不是在库房里被遗忘。
车出城,天边泛起鱼肚白。松赞林寺的金顶在晨光中逐渐显现,依山而建的建筑群层层叠叠,像一座红色的山城。这里比昆明冷多了,苏晚裹紧了羽绒服。
寺院侧门,周慕远和一个穿着绛红色僧袍的老喇嘛已经等在门口。格桑喇嘛七十多岁,脸上布满皱纹,但眼睛清澈明亮。
“扎西德勒。”老喇嘛双手合十,“苏老师,周先生已经跟我说了您的研究。费明理施主捐赠的法器,我们已经妥善保管了九十年。”
“感谢您允许我们观看。”苏晚还礼。
格桑喇嘛带他们穿过还在沉睡的寺院,来到后殿一间不起眼的偏房。房间不大,正中有一个玻璃展柜,里面整齐摆放着一套铜制法器:金刚杵、金刚铃、甘露瓶、宝瓶、海螺。每一件都擦拭得很干净,在灯光下泛着温润的金属光泽。
“这就是费明理施主1913年捐赠的。”格桑喇嘛打开展柜,“当时他说,这套法器来自尼泊尔加德满都的寺庙,辗转流落到云南。他觉得应该物归原处——虽然不是藏传佛教的原始法器,但精神相通。”
苏晚戴上手套,小心地拿起金刚杵。入手沉甸甸的,柄部刻着精细的莲花纹,顶端四面分别雕刻着不同的佛像。她在费明理的捐赠清单里见过描述:“铜制金刚杵,尼泊尔工艺,约18世纪,得自大理古董商。捐赠于松赞林寺,望用于佛事。”
“这套法器很特别。”格桑喇嘛说,“它不像一般的寺庙法器只用于仪式。老住持在世时说,费明理捐赠时特别嘱咐,希望僧人们能‘使用它,而不是供奉它’。所以过去这些年,这套法器确实在重要的法事中被使用过。”
使用,而不是供奉。苏晚想起费明理信中的话:“文物真正的价值不在于占有,而在于理解。”原来他早有这样的理念。
“还有一样东西。”格桑喇嘛从旁边的木柜里取出一个布包,“这是和法器一起送来的,但老住持说不是法器,是费明理施主的私人物品,让我们代为保管。说如果有一天他的后人来了,就交给他们。”
布包里是一本羊皮封面的笔记本,比苏晚之前见过的任何一本都要厚。扉页上写着:“Journey to the East, 1898-1905”(东方之旅,1898-1905)
这是费明理最早期的旅行日记——他刚刚来到东方的七年。
苏晚的手微微发抖。她征得格桑喇嘛同意,在旁边的木桌上翻开笔记本。第一页是一幅手绘地图,标注着从加尔各答到昆明的路线,沿途密密麻麻写满了注释:
“1899年3月17日,加尔各答。今天在集市上第一次见到真正的中国瓷器,比我想象的更精美。卖瓷器的商人说,这些是从云南经缅甸运来的。我问他怎么去云南,他笑了,说那是‘世界尽头’……”
“1901年9月3日,仰光。遇见一个英国商人,他说在云南收购古董发了财。我问他有没有道德顾虑,他像看怪物一样看我:‘理查兹先生,这里的东西对他们来说就是破铜烂铁,我们是在拯救艺术。’我无言以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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