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变命运，从穿越西路军开始 第372章 全面抗战爆发

消息传到延安，同志们都很高兴，后勤部长特意送来一批从上海和天津购买来的钢材和工具，以及一些简单的机床，自然购买这些物品的钱，还是孙钰青从河西走廊带来的20万大洋，这也让所有人，都将孙钰青当做了无所不能的孙大圣了。

孙钰青拿着崭新的钢材，对工人们说：“同志们，中央支持咱们，咱们更要好好干！等延安兵工厂正式投产了，咱们的部队就有打不完的子弹，扔不完的手榴弹，看小鬼子还敢不敢嚣张！”

经过一个多月的努力，安塞兵工厂终于建成了，子弹厂每天能生产两百多发步枪子弹，修械所每天能维修几十支损坏的枪支，炸药厂每天能造出上百枚手榴弹。

虽然产量不高，但这是延安第一座自己的兵工厂，像一颗种子，在黄土高原上扎下了根。

孙钰青站在兵工厂的工棚前，看着工人忙碌的身影，听着铁锤敲打铁砧的“叮叮当当”声，心里满是感慨。他知道，这座简陋的兵工厂，将来会成为抗日战场上的重要支撑，为前线的战士们输送源源不断的弹药。

在筹建兵工厂和参与红军改编方案制定的同时，孙钰青也从未停下学习的脚步。每天忙完工作，他就往陈大旅长、军神师长、校长的窑洞里跑，请教军事战术；下午则跑到红军训练场，跟着那些武术高手锤炼武艺。

尤其是向陈大旅长的请教更是多，因为陈大旅长在1932年9月曾经任红四方面军参谋长，而孙钰青1932年10升任红十一师三十二团团长，很快升任红七十三师师长，不久又升任红三十一军军长。

所以孙钰青与陈大旅长的交集还是非常的多的，可以说陈大旅长曾经是孙钰青的上司，所以两人沟通起来也更加的顺畅和倾心。

等陈大旅长上海看病回来，1934年10月随中央红军长征，任中央红军干部团团长，此时的孙钰青却是红三十一军的军长，两人在两军见面的时候，孙钰青还给陈大旅长悄悄送了不少的物品和信息，所以中央红军及时北上。

不过孙钰青向陈大旅长请教时，他总是带着厚厚的笔记本，把陈大旅长讲的根据地游击战技巧、伏击战战术、乃至特工队的战斗一一记下。

有一次，陈大旅长讲起黄安战役的伏击战，说自己故意把部队埋伏在公路旁的山梁上，利用地形优势打了**一个措手不及。孙钰青立刻追问：“陈旅长，要是**提前发现了埋伏，您会怎么应对？”

陈大旅长笑着说：“那就把伏击改成袭扰，分批次攻击，打一枪换一个地方，让敌人摸不清咱们的实力。特战团不是擅长潜行和突袭吗？可以把特战小组撒出去，袭扰敌人的侧翼，为主力部队撤退争取时间。”

孙钰青把这话记在笔记本上，回去后结合特种战的战术，整理出了一套“伏击与袭扰结合”的打法，教给了抗大的学员。

跟着副校长学习时，他则专注于战略层面的思考，副校长给他讲解《孙子兵法》里的“兵者，诡道也”，结合西路军的作战经验，分析如何在劣势下寻找战机。孙钰青边听边悟，把特种战的战术与传统兵法结合起来，形成了自己的作战思路。

练武的过程则充满了艰辛。起初，他练形意拳时，出拳总是用不上劲，老红军师傅告诉他：“出拳不是靠胳膊的力气，是靠腰的转动，把全身的力气集中到拳头上。”

孙钰青就每天对着沙袋练转腰出拳，练得腰腹酸痛，也不肯歇。练擒拿术时，他的反应总是慢半拍，侦察连长就拿着木棍模拟敌人的攻击，让他反复练习拆解动作，直到他能下意识地躲开攻击并卸除武器。

有一次，练少林棍法时，他不小心被木棍砸中了胳膊，疼得钻心，却只是揉了揉胳膊，继续练习。武术高手们劝他歇一歇，他却说：“战场上可不会给敌人留休息的时间，现在多吃点苦，上了战场就能少受点伤。”

渐渐地，他的武艺有了明显的进步，形意拳的劲道越来越足，擒拿术也越发熟练，少林棍法更是舞得虎虎生风。

但他知道，武艺的提升没有尽头，每天依旧坚持早起练拳，晚上琢磨招式，哪怕再忙，也从未间断。

除了向名将和武术高手学习，孙钰青还与洪大个子沟通后勤保障，向王胡子请教通讯联络，向陈大旅长请教敌后工作的技巧。他像一块海绵，贪婪地吸收着各种知识，把这些知识融会贯通，变成自己的能力。

有一次，大领导在抗大听了孙钰青的讲课，课后拉着他的手说：“钰青，你这进步太快了，从一个只会打仗的团长，变成了能谋划大局的指挥员，不容易啊。”

孙钰青挠了挠头，笑着说：“都是各位领导沟通和学习得好，还有战友们的帮助，我只是学了点皮毛。”

教员摇摇头：“你这可不是皮毛，是真本事。将来抗战打响，你带着特战团，肯定能打出更多漂亮仗。”

七月的延安，草木愈发繁茂，延河的水涨了起来，拍打着岸边的青石。孙钰青站在安塞兵工厂的工棚前，看着工人生产的子弹和手榴弹，又望向抗大的方向，那里传来学员们训练的喊叫声。

他知道，全面抗战的大幕即将拉开，而延安这片热土，已经为这场战争做好了准备——红军改编的方案即将敲定，兵工厂源源不断地生产着弹药，抗大的学员们也即将奔赴前线。

而他自己，也在延安的淬炼中，从一名骁勇的特战团长，成长为一名兼具战术与战略眼光的指挥员。他握紧了拳头，心里默念着：只要能打跑鬼子，保卫这片土地，哪怕付出一切，也值得。

民国二十六年七月的北平，暑气像一张密不透风的网，罩在古老的城墙之上。永定河畔的柳丝蔫蔫地垂着，蝉鸣聒噪，却盖不住城内城外悄然涌动的暗流。

位于南京西城的一处四合院内，青瓦灰墙隔绝了街上的喧嚣，正屋的堂屋里，国共双方的代表正围坐在八仙桌旁，商议着八路军的编制事宜。

红木桌上摆着一杯杯凉透的茉莉花茶，茶雾早已散尽，就像此刻屋内看似平和，实则暗藏张力的氛围。

“关于八路军下辖三个师的编制，我方已经做出了最大程度的让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代表张重推了推鼻梁上的玳瑁眼镜，声音里带着几分官腔。

“第一一五师、第一二〇师、第一二九师，每师定员一万五千人，这是军政部核定的数额，绝无更改的余地。”

坐在他对面的是八路军代表周主任，这位身经百战的将领穿着一身洗得发白的灰色军装，袖口处还沾着些许尘土，显然是刚从延安赶来。

他端起茶杯抿了一口，抬眼看向张重，语气沉稳：“周代表，眼下日寇虎视眈眈，北平城外的日军已经在卢沟桥一带频繁演习，局势危在旦夕。我们要的不是纸面上的数字，是能扛枪上战场的兵力。“

“:三个师的编制，若是按足额配齐，自然无话可说，但若是处处掣肘，扣发军械粮草，这编制不过是镜花水月。”

旁边的国府管家郭仲明是此次商议的中间人，他端着茶壶给众人续上茶，打圆场道：“所言极是，周代表也体谅一下前线的难处。如今国难当头，国共合作才是正道，若是在编制上太过计较，怕是寒了前线将士的心。”

张重沉默片刻，手指在桌面上轻轻敲着，最终叹了口气：“周主任的顾虑我明白，我会把诸位的诉求如实上报军政部。只是眼下局势复杂，还需从长计议。”

堂屋里的讨论还在继续，窗外的阳光渐渐西斜，将树影拉得老长。没人注意到，北平城外的卢沟桥方向，一队日军正借着演习的名义，朝着宛平城的方向缓缓移动，钢盔在阳光下闪着冷冽的光，像是蛰伏的野兽，正准备露出獠牙。

1937年7月7日的夜晚，卢沟桥的月色被一层薄薄的云霭笼罩，宛平城的城墙上，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九军第三十七师第一一〇旅的士兵们正警惕地巡逻着。

城墙上的火把噼啪作响，将士兵们的影子投在斑驳的城砖上，长枪的枪刺在火光中泛着寒光。

“班长，你看那边，小鬼子的演习好像有点不对劲。”年轻的士兵李栓柱指着不远处的日军阵地，压低了声音说道。

班长王铁柱眯起眼睛望去，只见日军的演习队伍突然停止了动作，一群穿着黄色军装的日军士兵围在一起，似乎在争执什么。他心里咯噔一下，握紧了手中的步枪：“都打起精神来，这帮小鬼子没安好心，随时准备战斗。”

果然，没过多久，一名日军军官带着几个士兵来到宛平城门口，对着城墙上的守军喊话：“我们有一名士兵在演习中失踪，必须进入宛平城搜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