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的指针沉稳地向前跳动,临床试验有条不紊地推进。继首批三位受试者之后,美国中心成功完成了第二例植入手术,欧洲中心也迎来了他们的第二位参与者。至此,临床试验的早期队列初具规模,虽然总数依然不多,但多中心、多族裔的数据开始为凌景宿团队提供更为丰富的分析素材。
早期数据的分析进入了更精细的阶段。凌景宿要求团队不仅仅关注预设的“主要终点”指标,更要深入挖掘那些高维度的神经电生理数据和行为学测试中的细微模式。他引入了更先进的计算神经科学分析方法,尝试构建每个受试者干预前后的“个体化神经功能网络图谱”,以期发现那些传统量表可能忽略的、更早期、更特异性的变化信号。
初步分析显示,有两位受试者在接受数次“调谐”治疗后,其大脑在执行特定认知任务时的神经效率似乎出现了微弱的提升迹象。同时,所有受试者的脑脊液Aβ42水平都保持了稳定或轻微改善的趋势,而tau蛋白水平则无一例外地保持平稳,没有出现预期的疾病进展性升高。
“这些信号依然微弱,远未达到统计学显着性,个体差异也很大。”凌景宿在团队会议上客观地评价,“但多个独立指标指向同一个方向——干预可能在一定程度上稳定甚至轻微改善了疾病的生物进程和部分大脑功能效率。我们需要更多时间,也需要更多受试者来验证这一趋势。”
科学探索的耐心在此刻尤为重要。团队没有急于向外界释放任何乐观信号,而是继续埋头于严谨的数据收集与分析中。凌景宿知道,真正的答案,藏在时间的纵深里。
就在科研数据缓慢累积的同时,沈瓷面临的“阴影”开始显露出更具组织性和战略性的轮廓。
之前释放的“诱饵”信息持续发酵,引来了更多试探,也逐步勾勒出对手行动的部分模式。网络安全团队通过复杂的溯源分析,结合其他情报渠道的信息,最终将大部分异常活动的幕后指使者,锁定在一个与某大**方及情报机构有千丝万缕联系、表面却以私营安全咨询公司运作的“战略技术评估小组”上。这个小组的公开业务是为政府和大型企业提供新兴技术的风险评估与应对策略,但其不公开的业务,则涉及针对外国关键技术的系统性情报收集与分析,必要时甚至会采取“主动措施”确保己方技术优势或延缓对手发展。
他们的目标很明确:彻底了解“微能量调谐”技术的原理、极限、潜在应用,评估其对未来神经科技乃至更广泛生物科技格局的影响,并据此制定策略——是尝试获取、模仿,还是干扰、遏制。
“对方已经将我们列为‘高价值战略技术目标’。”王秘书将一份高度精简的分析摘要放在沈瓷面前,“他们的行动是国家级别的,有长期计划,资源充沛,且不在乎常规商业规则甚至国际法的灰色地带。车祸丢失电脑事件,很可能只是他们无数手段中的一种,而且未必是最激烈的一种。”
沈瓷看着分析报告,眼神沉静如深潭。对手的层级和意图都已明确,这反而让他从之前面对“未知阴影”的紧绷中,进入了一种更为冷峻、更为专注的临战状态。
“通知‘蜂巢’网络所有节点,威胁等级提升至‘琥珀色’。”沈瓷下达指令,“启动备用通讯链路和紧急响应预案。加强与国内相关安全部门的协同,共享我们已确认的非核心威胁情报,寻求更专业的防护指导和技术支持。同时,对我们所有的核心技术资料和临床试验核心数据,进行物理隔离和最高级别的量子加密备份。”
他顿了顿,补充道:“另外,让法律和公关团队开始准备材料,如果对方下一步动作触及我们的核心利益或人员安全,我们需要有能力在合适的国际场合和法律框架下,进行有理有据的反制和曝光。”
他要让对手知道,沈氏不是可以随意拿捏的软柿子,背后也有国家的关注和支持,每一步越界的行动,都可能付出相应的代价。
就在这内外局势同步趋紧的时刻,顾真一引荐的那位“朋友”——一位在国际科技政策与外交领域颇有影响力的华裔学者,终于与沈瓷进行了会面。学者姓梁,气质儒雅,谈吐间对全球科技竞争格局有着深刻的洞察。
“沈先生,你们做的工作,意义非凡,也必然身处风暴眼。”梁教授开门见山,“‘战略技术评估小组’的风格我很了解,他们认定有战略价值的技术,会像狼群一样围上来,耐心寻找每一个可能的突破口。常规的商业保密手段,在他们面前效果有限。”
沈瓷微微颔首,等待对方的下文。
“单打独斗,纵然强悍,也会非常辛苦,且风险很高。”梁教授继续道,“我认为,可以考虑将‘海神项目’的部分非敏感进展和理念,更主动地纳入一些国际性的、多边参与的‘新兴技术伦理与安全对话’框架。比如,借助凌博士即将参加的国际研讨会,或者通过某些中立的国际科学组织,发起关于‘神经调控技术安全阈值与全球治理原则’的倡议性讨论。当你站在道义和开放合作的高地,并拉上更多的利益相关方时,那些躲在暗处想要独享或破坏技术的人,行动就会受到更多制约,成本也会急剧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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