葡萄牙使团离京已半月有余,六十万两赔款交割完毕,桑塔伦等俘虏也已释放,随使团船队一同返航。表面上看,一场外交危机暂时平息,市舶司的贸易愈发繁荣。但李景隆心中清楚,这不过是暴风雨来临前的短暂宁静。
十月初五,松江市舶司后堂。
李景隆正在审阅九月份的税收总账。钱提举侍立一旁,额头上渗着细汗。
“九月税收,白银二十二万两,黄金五千两,较八月增长两成。”李景隆放下账册,“但开销也增加了。匠学堂扩建、炮厂原料、水师粮饷……净入不过八万两。钱提举,市舶司的节余,还能支撑多久?”
“回大人,”钱提举擦了擦汗,“若照此开支,到年底尚可盈余三十万两。但若水师再增战船,或匠学堂再扩,恐怕……”
“水师必须增船。”李景隆起身,走到墙边海图前,“葡萄牙人虽退,但其在满剌加的据点未损。据探子报,他们在满剌加屯兵五千,战船二十余艘,日夜操练。咱们的‘永乐’号等十艘主力战船,不足以威慑整个东南海疆。”
“可造船需银,一艘两千料快船,造价不下三万两。十艘便是三十万两……”
“所以要想办法。”李景隆转身,“市舶司的船引,是否可以提价?”
“这……怕会激起海商不满。”
“不是提水饷,是提关税。”李景隆沉吟,“对西洋货物,如胡椒、象牙、檀香,加征一成‘奢侈税’。这些东西,只有富户才用得起,不影响百姓。另外,对赴西洋的船引,允许他们多带一门炮——当然,要交‘炮税’,一门年税千两。愿交的,说明是真想做正经生意;不愿的,心里必有鬼。”
“大人英明!”钱提举眼睛一亮,“如此,既能增收,又能管控火器。下官这便拟章程。”
“去吧。记住,新税则需明示,不得官吏私下加征。凡有贪污受贿者,严惩不贷。”
“是。”
钱提举退下后,赵铁柱匆匆进来:“公爷,京城急信。”
是方孝孺的亲笔,字迹潦草,显然写得很急:“工部尚书郑赐昨日上疏,弹劾松江市舶司‘苛敛商民,中饱私囊’,并指市舶司吏员‘私通夷人,泄露军机’。陛下留中不发,然朝议汹汹。郑赐串联科道,欲在十月初十大朝时联名进谏。公爷需早作准备。”
郑赐!李景隆眼神一冷。这位工部尚书,与葡萄牙人暗中往来,他早已知晓。如今竟敢公然发难,必是得了某些人的支持,或是自以为抓住了把柄。
“铁柱,市舶司最近可有疏漏?”
“绝无!”赵铁柱斩钉截铁,“每一笔账目,属下都亲自核对过。吏员中或有收些小贿的,但绝无通夷大罪。公爷,这定是诬陷!”
“无风不起浪。”李景隆坐下,手指轻敲桌面,“郑赐敢在朝会上发难,必有‘证据’。你立刻去查,最近市舶司谁与郑赐的人接触过,谁又突然阔绰了。记住,暗中查,别打草惊蛇。”
“是!”
三日后,赵铁柱带回消息:市舶司一名书吏,姓王,前日突然在城南买了处宅子,价值五百两。这书吏年俸不过四十两,哪来这么多钱?细查之下,发现他半月前曾与一个泉州商人密会三次,那商人又与郑赐的管家是表亲。
“把人带来。”李景隆声音平静,但眼中已有寒意。
王书吏被带到时,面如土色,跪地求饶:“大人饶命!小人、小人只是一时糊涂!那泉州商人说,只要小人将市舶司的船引发放记录抄一份给他,就给小人五百两……小人想着,船引记录不是机密,就、就……”
“船引记录上,有各船去向、货物、船主姓名。”李景隆盯着他,“这还不是机密?那商人要这个做什么?”
“他说……说是做买卖参详用……”
“参详?”李景隆冷笑,“他是郑尚书的人吧?”
王书吏浑身一颤,连连磕头:“小人不知!小人真的不知啊!”
“带下去,好生看管。”李景隆摆手,对赵铁柱道,“你亲自审,问出那泉州商人的落脚处,以及郑赐还让他打探什么。”
“是。”
当夜,泉州商人在码头一处货栈被擒。锦衣卫搜出他随身携带的书信,其中一封是郑赐的亲笔,让他“详查市舶司账目,尤注意火器、战船开支”,还提到“若能得格物院图纸,重赏千金”。
铁证如山。
十月初九,李景隆上书奏报,附上郑赐书信抄本及王书吏、泉州商人口供。奏折以六百里加急送往京城。
十月初十,大朝。
果然,郑赐率先发难,洋洋洒洒数千言,痛陈市舶司十大罪状。不少科道言官附和,要求严查李景隆。
朱允熥端坐龙椅,等众人说完,才缓缓开口:“郑尚书所言,可有证据?”
“臣有泉州商人供词,指认市舶司吏员收受贿赂,私改船引记录。”郑赐呈上奏本。
朱允熥翻开,看了几眼,忽然道:“郑尚书,你这奏本中所附供词,说市舶司吏员收泉州商人五百两,泄露船引记录。可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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