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头的深秋,杨树彬揣着三万块现金,在城中村的破巷子里见到了黑中介“刀疤刘”。对方接过钱,甩给他一个牛皮纸袋,里面装着伪造的户籍底册和一张盖着假公章的“常住人口登记卡”,语气里满是威胁:“‘王老板’,这东西可是我冒着风险办的,要是出了岔子,不光你完蛋,我也得栽进去——以后每个月,给我五千块‘封口费’,少一分都不行。”
杨树彬攥紧纸袋,指节泛白。他知道自己被勒索了,可他没得选——没有这张假户籍,儿子连私立幼儿园都进不去,而一旦拒绝,刀疤刘说不定会直接把他的底细捅给警方。“行,”他咬着牙答应,“但你要是敢耍花样,我让你在包头待不下去。”
刀疤刘咧嘴一笑,拍了拍他的肩膀:“放心,咱都是‘求财’,只要你守规矩,保你没事。”
可“没事”的日子只过了三个月。刀疤刘的胃口越来越大,从五千涨到八千,还总以“要被警方查了”为借口,一次次上门要钱。每次开门,看到刀疤刘那副贪婪的嘴脸,杨树彬都想抄起桌上的酒瓶砸过去——但他不能,他只能忍着,把钱递过去,看着对方扬长而去。
“马海燕”看着家里日渐减少的存款,忍不住劝:“彬哥,这样下去不是办法,他就是个无底洞,迟早会把我们拖垮的……”
杨树彬坐在沙发上,抽着烟,眼神阴鸷。他早就想摆脱刀疤刘,可对方手里握着他的把柄,一旦撕破脸,后果不堪设想。直到有天夜里,他听到刀疤刘在电话里跟人说:“那‘王老板’肯定有问题,等我再敲他一笔,就去派出所‘举报’,说不定还能领笔奖金……”
这句话,彻底断了杨树彬的念想。他知道,不能再等了,要么被刀疤刘拖死,要么先下手为强。
当天凌晨,他揣着一把磨好的水果刀,蹲在刀疤刘家门口。等对方醉醺醺地回来时,他猛地冲上去,捂住对方的嘴,把刀架在他脖子上:“把假户籍的底档交出来,以后再敢找我麻烦,我杀了你!”
刀疤刘吓得魂飞魄散,赶紧把藏在床底的底档拿出来。杨树彬一把夺过,扔进火盆里烧了个干净,又搜走了对方身上的钱,才转身消失在夜色里。
回到家,他连夜收拾行李,把值钱的东西装进箱子,对“马海燕”说:“赶紧走,刀疤刘不会善罢甘休,我们必须马上搬家。”
“那小宝的上学怎么办?”“马海燕”一边打包衣服,一边问。
“不上了!”杨树彬的语气决绝,“与其被户籍的事拖累,不如让他先跟着我们,等以后到了新地方,再想办法。”他知道这个决定对孩子不公平,可他没得选——在逃亡的路上,“安稳”永远是奢侈品,活下去才是唯一的目标。
他们没敢走大路,趁着天还没亮,带着孩子和母亲,坐上了去鄂尔多斯的长途汽车。车窗外,包头的轮廓渐渐模糊,杨树彬看着怀里熟睡的儿子,心里五味杂陈——这是他逃亡路上的第三次搬家,从山东到嘉兴,从嘉兴到包头,现在又要去鄂尔多斯,他不知道下一个落脚点在哪里,也不知道这样的日子还要过多久。
而此时的哈尔滨警方,确实因为线索中断,暂时放缓了对“王学礼”的追查。专案组把重点放在了其他在逃人员身上,关于杨树彬的案卷,被暂时放进了档案柜的角落——就像他说的,十年的时间,足够让很多事情被淡忘,足够让警方的注意力转移到新的案件上。
抵达鄂尔多斯后,杨树彬租了一套偏僻的民房,没再做生意,而是靠着之前攒下的钱过活。他不让“马海燕”出门,也不让孩子和邻居接触,每天最大的乐趣,就是带着儿子在附近的戈壁滩上散步。看着一望无际的荒漠,他偶尔会生出“就这样过一辈子”的念头——没有警察的追捕,没有刀疤刘的勒索,只有家人在身边,哪怕清贫,也算是一种安稳。
可这种安稳,依旧是脆弱的。他不敢用手机,不敢去银行,甚至不敢和陌生人说话;夜里听到一点动静,还是会从床上弹起来,摸向枕头底下的水果刀;噩梦依旧每晚如期而至,那些死去的人,依旧在梦里围着他,无声地控诉。
他知道,只要“杨树彬”这个名字还在通缉令上,他就永远无法真正安心。他就像一只被困在沙漠里的鸟,看似自由,却永远飞不出自己编织的牢笼。而鄂尔多斯的风,正带着沙尘,吹向他那未知的、充满恐惧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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