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4月8日,昆明市官渡区的春天带着亚热带的湿热,盘龙江的水汽裹着满城的蓝花楹香,却驱不散张建国心头的阴霾。他站在织布营小区的单元楼下,警服后背已被汗水浸出浅痕,手里攥着云南警方发来的协查函,函件上“2012年吴芳被杀案”的字样像一块烧红的烙铁,烫得他指尖发麻——这是第九起与白银系列案手法相似的案件,现场留下的42码胶鞋鞋印、与张强DNA片段重合的毛发,像两条毒蛇,在他心头盘踞。
“张队,吴芳当年就住在2楼201室,现在租给了外来务工人员,我们已经联系租客暂时搬出去,保留了部分现场痕迹。”昆明市公安局刑警支队的李伟队长递过来一瓶冰镇矿泉水,声音里带着焦急,“2012年案发时,我们提取了胶鞋鞋印和毛发,可胶鞋是工地常见的劳保款,全市的建筑工人几乎人手一双;毛发DNA只测出部分片段,直到上个月跟全国库比对,才发现跟张强的DNA有15%的重合度,省厅立刻就把协查函发去白银了。”
张建国接过矿泉水,冰凉的瓶身贴着掌心,稍微缓解了湿热带来的烦躁。他跟着李伟上楼,楼梯间里弥漫着租客做饭的油烟味和潮湿的霉味,墙壁上的涂鸦被雨水冲刷得模糊不清,与成都的温润、哈尔滨的凛冽不同,昆明的湿热像一张密不透风的网,裹得人有些喘不过气。201室的门打开时,一股混合着灰尘和汗味的气息扑面而来,房间里的家具很简陋,只有一张床、一个衣柜和一张桌子,墙角堆着几个装满杂物的纸箱。
李伟从公文包里拿出一张塑封的现场照片,贴在客厅的白墙上——照片里,吴芳倒在卧室的地板上,身上穿着灰色的工装,颈部的伤口深可见骨,暗红色的血迹在浅色地板上凝固成块;床头柜被翻得乱七八糟,里面的衣物撒了一地,旁边的地板上,留着一枚清晰的42码胶鞋鞋印,鞋印边缘沾着一点深褐色的泥土,还夹杂着几根细小的水泥碎屑,像是从建筑工地带回来的。
“这双胶鞋是‘双星’牌的劳保款,黑色鞋面,橡胶鞋底,防滑纹路很深,当年在昆明的建筑工地、五金店都能买到,很难精准溯源。”李伟指着照片里的鞋印,“我们在鞋印旁边还发现了几根深色毛发,还有一点白色的粉末,检测后确定是水泥粉,应该是凶手在建筑工地工作时沾到的。”
水泥粉?建筑工地?张建国心里一动。他蹲下身,看着照片里的水泥碎屑和毛发,手指在茶几上比划:“吴芳当时是做什么工作的?案发前有没有去过建筑工地,或者跟建筑工人接触过、发生过矛盾?”
“吴芳当时在附近的‘云滇制衣厂’当裁剪工,主要负责裁剪服装面料,每天都是两点一线,从家到工厂,很少去其他地方。”李伟从案卷里抽出一份询问笔录,递给张建国,“她的同事说,吴芳性格很直爽,有点泼辣,平时跟人相处得还不错,就是案发前半个月,总说有人跟踪她,那个人穿蓝色的工装,戴黄色的安全帽,总在工厂门口转悠,还问她认不认识一个‘甘肃来的张哥’,吴芳说不认识,那个人还不依不饶,追问她是不是知道2011年成都的杀人案。”
甘肃来的张哥?张建国的眉头瞬间拧成了疙瘩——张强是甘肃会宁人,2011年在成都作案,正好符合“甘肃来的张哥”这个描述。这说明,吴芳案的凶手不仅认识张强,还知道成都的案子,很可能是张强的同乡或同伙,一直在模仿他的作案手法。
“查2012年前后从甘肃来昆明的务工人员,特别是42码脚、有‘双星’牌劳保胶鞋、在建筑工地工作过的,重点查有没有跟张强有过联系的。”张建国立刻安排,“另外,查‘云滇制衣厂’附近的建筑工地,看看2012年有没有甘肃籍的建筑工人,再排查附近的五金店,找卖出过同款胶鞋的商家。”
接下来的六天,张建国和李伟的团队分成三组,一组走访昆明的建筑工地和制衣厂,排查甘肃籍务工人员;二组调查现场水泥碎屑的成分,比对周边建筑工地的水泥型号;三组则调取张强的通话记录和银行流水,寻找他与昆明人员的关联。4月14日下午,第一组传来消息:2012年在“云滇制衣厂”附近的“春城花园”建筑工地打工的,有一个叫王浩的甘肃会宁人,48岁,2013年张强被抓后就从工地辞职,现在在西山区的一家废品回收站工作。更关键的是,王浩是张强的同乡,两人2011年在成都一起待过半年,还一起在废品回收站打过工。
“王浩!”张建国立刻让技术科调取王浩的户籍信息,照片里的男人身材魁梧,脸上有一道深疤,眼神凶狠,与吴芳同事描述的“跟踪者”高度吻合。“查王浩现在的住址,看看他有没有‘双星’牌劳保胶鞋,重点查他2012年的活动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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