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局大厅的冷气像带着尖刺,顺着裤管往上窜,明明是夏末,我却觉得后背泛着寒意。双手攥着衣角,掌心的汗把布料浸得发皱,指节因为用力过度而泛出青白。对面穿藏蓝色警服的警察大哥把笔录本往桌上轻轻一放,笔尖顿了顿,语气里带着几分难以置信:“所以你是说,你中午就来了,然后就坐在大厅,被人骗走了九万块钱?”
他的声音不算大,却像颗石子投进我慌乱的心湖,溅得我耳朵发烫。周围偶尔传来其他办事群众的低语,打印机“滋滋”吞吐纸张的声响,还有走廊里工作人员走动的脚步声,每一点动静都像在围观我的狼狈。我恨不得把脑袋埋进胸口,下巴抵着衣领,声音小得像蚊子叫:“是……是这样。”
“那你为什么不来问一下呢?”警察大哥往前倾了倾身子,指了指不远处柜台后穿着制服的同事,“我们这这么多工作人员在呢,你哪怕多嘴问一句,也不至于栽这个跟头啊。”
这话像根细针,扎得我更不好意思了,手指无意识地抠着牛仔裤膝盖处的缝线。其实我不是没犹豫过,电话里的人说我“账户涉嫌洗钱”,还说这事属于“机密调查”,绝对不能让第三人知道,否则会“影响案件进展”,甚至威胁要“冻结我所有资产”。我一慌神,就跟着对方的指令一步步操作,连大厅墙上“警惕电信诈骗,遇事及时核实”的红色横幅都没敢多看一眼。
“姓名?”警察大哥拿起笔,笔尖在纸上顿了顿,准备记录。
“楚钰豪。”我咽了口唾沫,声音还有点发颤。
“年龄?”
“24了。”
“性别?”
“男。”
回答这些问题时,我始终盯着桌面的木纹,不敢与警察对视。直到他把笔帽扣上,合上笔录本,我才偷偷抬了下眼。他看着我,眼神里没有嘲讽,只有惋惜:“行了,主要的信息我们都问完了。我再多说一句啊小伙子,真在反诈中心被诈骗的,你是我从警这么多年遇见的第一个。”
我猛地抬起头,对上他的目光,慌忙保证:“警察同志,我长记性了,绝对不会再有下一次!以后不管是谁说什么,我都先找你们核实,再也不这么傻了。”
他点点头,把一份回执递过来:“后续有消息我们会联系你,你也别太着急,虽然境外诈骗追款难度大,但我们会尽力。以后遇事多琢磨琢磨,别轻易信陌生人的话。”
我接过回执,小心翼翼叠好放进钱包,连声道谢后转身走出警局。刚推开门,傍晚的风就裹着热气扑过来,路边小吃摊的油烟味、电动车的鸣笛声、行人的谈笑声一下子涌进耳朵,可我心里的冰凉却一点没散。我从口袋里掏出烟盒,手指抖了好几下才抽出一根烟,打火机打了三次才点燃。
狠狠抽了一口,烟雾呛得我喉咙发疼,眼泪差点掉下来。吐出的烟圈在风里打了个转,瞬间散得无影无踪,就像我那九万块钱,没一会儿就没了踪影。我靠在警局门口的栏杆上,看着马路上来来往往的车辆,脑子里一片混乱。
我怎么也想不通,自己居然会被诈骗。上学的时候,学校每年都组织反诈讲座,辅导员还会发各种印着案例的反诈手册,我甚至还帮班里同学分析过疑似诈骗的短信,当时还跟同学开玩笑说“被骗的人要么贪心要么糊涂”。可现在,我却成了自己曾经嘲笑的“糊涂人”。
我清楚地知道,这九万块钱追回来的几率小得可怜。新闻里总说境外诈骗团伙藏得深,资金流向复杂,能把钱完整追回来的案例少之又少。一想到这里,我就觉得胸口发闷——这可是我毕业这几年攒下的全部积蓄啊。
我和别人不一样,从大学毕业那天起,就没打算去大城市闯。濮阳是我的家乡,这里有我熟悉的街道、从小吃到大的老店,还有爸妈在身边,所以我毫不犹豫地回了家。虽然大学学的医学但在找工作时,我凭着大学时做过的几个活动策划案,进了一家本地的文化公司做项目策划。这份工作不算轻松,经常要为了一个活动方案熬到后半夜,有时候方案改了七八遍还得推翻重来,可我从来没抱怨过。我想着,踏实干几年,攒点钱日子就能安稳下来。
可谁能想到,就在一周前,公司因为项目调整裁员,我成了被裁的那一个。当时我还强装镇定,收拾东西时跟同事说“没事,再找就是”,可心里早就慌了神。更让我崩溃的是,失业的阴霾还没散去,现在连攒了几年的存款都没了一大半,我感觉自己像被命运按在地上反复摩擦。
这件事我谁都没打算说。不敢跟爸妈说,他们一辈子在濮阳打拼,就盼着我能安稳过日子,要是知道我丢了工作还被骗了钱,肯定会急得睡不着觉;也没法跟朋友说,倒不是怕被笑话,只是每次想开口,都觉得喉咙发紧——连自己的钱都守不住,这样的事怎么好意思跟人提?越想越烦躁,烟一根接一根地抽,烟盒很快就空了,我把空烟盒揉成一团,精准扔进旁边的垃圾桶,转身往家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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