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片：脱离洪兴之后彻底崛起 第430章 光与影的研讨会

研讨会安排在部委大楼最大的那间会议室。椭圆形的会议桌坐了二十余人，除了政研室、办公厅、规划司、信息中心等相关司局的司处级领导，还有几位受邀的资深专家和学者。高晋和赵明作为技术团队代表，坐在靠投影幕布的一侧。

会议前半程是常规研讨，围绕“大数据、人工智能在政府决策中的应用现状与挑战”展开。几位学者从理论层面探讨了技术赋能可能带来的效率提升、透明度增加，也警示了算法偏见、数据垄断、决策过程“黑箱化”等风险。司局代表则更多从实践出发，谈到了数据共享壁垒、技术工具与现有工作流程的磨合、以及人才培养的迫切性。

气氛总体理性、平和，直到进入王部长指示增加的“案例展示”环节。

办公厅副主任简要介绍了重大基础设施项目的背景和引入“星图”模拟分析的考虑，然后示意高晋团队开始展示。

赵明操作电脑，投影幕布上出现了简洁的界面。他没有直接展示模拟结果，而是先花了三分钟，动态演示了“星图”在这个课题中的工作流程：从沙箱申请、多源数据接入清洗、情景参数设定，到模型运行和结果可视化。画面流畅，关键步骤配有简短文字说明。

“各位领导、专家，下面我们展示针对该项目能源匹配性的部分模拟发现。”赵明的语气平稳克制，“我们重点构建了三类情景：基准情景（各项规划按时完成）、延迟情景（关键配套工程延期）、压力情景（叠加极端天气与供应链波动）。”

一张张图表依次呈现。负荷曲线与电源结构的匹配缺口、不同延迟时长下的经济性损失区间、关键矿产资源价格波动对项目技术路线稳定性的冲击概率……所有图表都清晰标注了数据来源、模型假设和不确定性范围。最后一张总结图，用红黄绿三色标注了不同系统环节的“风险关注等级”，旁边附有简明的解释：红色代表“需重点协调推进或制定预案”，黄色代表“需持续监测”，绿色代表“当前规划下风险较低”。

十分钟展示，准时结束。赵明最后强调：“需要再次说明，以上所有分析均基于模型和有限数据，反映的是特定假设下的可能性，存在不确定性，仅供参考。实际决策需结合更广泛的因素综合研判。”

会议室里安静了几秒钟。一位头发花白的老专家率先开口，问题直接指向方法论：“你们这个‘风险关注等级’的划分阈值，是基于历史统计，还是专家打分？如果是后者，专家的选择标准和权重如何确定？这直接影响到红色警报的数量和分布。”

高晋接过话头：“您提到关键点了。目前的阈值是结合历史数据分布（如过去十年类似事件发生频率）和多轮专家德尔菲调查综合设定的。我们承认这其中存在主观判断成分，因此在附件中详细列出了阈值设定的依据和参与专家的背景构成。我们也提供了交互界面，用户可以根据自己的判断调整阈值，观察风险等级分布的变化。”

规划司的一位处长接着问：“我发现，在压力情景下，跨省输送能力成为最突出的红色风险。但据我所知，相关工程的国家层面协调机制已经在强化。你们的模型是否考虑了这种政策协调力度加大的动态因素？还是基于相对静态的‘惯性趋势’假设？”

这个问题切中了模型动态性的软肋。赵明坦诚回应：“目前的模拟确实对政策协调力度这类‘软性’因素的量化刻画比较薄弱，主要依赖历史趋势外推和专家对‘惯性’的估计。这是现有模型的局限之一。我们可以尝试引入政策文本分析、协调会议频次等代理指标，但因果关系和效果滞后的判断仍然非常困难。”

讨论开始升温。一位来自宏观经济研究部门的专家指出：“你们展示了技术层面的风险，这很好。但项目决策往往还要考虑区域平衡发展、产业结构调整、甚至国际竞争等更宏观的战略维度。这些维度如何与你们的技术风险分析进行‘加权’或‘集成’？如果集成不了，技术分析在最终决策中的权重如何把握？”

这个问题超越了技术范畴，触及了决策的本质。高晋沉思片刻，答道：“您提的这个问题，正是我们作为技术支撑团队需要时刻清醒认识的边界。‘星图’目前主要聚焦于技术经济性、系统可靠性和资源约束等相对可量化的维度。对于更宏观的战略价值权衡，工具能做的，或许是将不同战略选择对应的技术经济‘成本’或‘风险溢价’更清晰地呈现出来，为战略权衡提供一部分‘成本账单’。最终的权重和集成，必然依赖于更高层面的综合判断和民主决策程序。”

他看了一眼在座的政研室副主任，后者微微颔首。

讨论又持续了二十分钟，问题涉及数据质量、模型透明度、结果可解释性等多个方面。高晋和赵明有问必答，既不回避局限，也不夸大能力。整个过程，更像是一场严肃的学术答辩，而非成果汇报。

研讨会结束时，没有形成任何决议或共识。但散会后，好几位参会者主动走过来与高晋交换名片或简单交流。

“高院长，你们这个展示，很扎实。”一位来自政策评估机构的专家说，“把假设和局限都说在前面，这反而增加了可信度。现在有些商业分析工具，包装得天花乱坠，但里面都是黑箱，反而不敢用。”

办公厅副主任在离开前，对高晋低声说：“王部长刚才也在线听了后半段。”他指了指会议室角落一个不显眼的摄像头，“他没发言，但应该都听到了。”

高晋心中一凛，点头表示明白。

回到办公室，赵明长出一口气：“感觉像过了一场大考。”

“不是考试，是‘立此存照’。”高晋说，“通过这种正式、公开的场合，把我们的能力、工作方式、还有局限，都摆在了台面上。以后再用‘星图’，大家心里就有了一个基准印象。这是建立信任的重要一步。”

几天后，规划司那边传来消息，经过内部讨论和微调，同意以“星图”团队和规划司综合处联合课题组的名义，将那份《能源系统转型路径模拟方法论框架（初探）》的核心内容，整理成一篇学术论文，向国内一家权威系统工程类期刊投稿。论文强调了方法论的探索性和框架性，淡化了具体数值结论。

“这是非常好的信号。”高晋对团队说，“意味着我们的工作开始被认可为一种有价值的‘知识产出’，而不仅仅是服务某个具体任务的技术劳务。学术发表意味着要接受更广泛的同行评议，这对我们完善方法有好处，也能提升‘星图’在专业圈子的知名度。”

与此同时，“星图管家”平台运行一个月的数据报告出来了。报告显示，平台共受理了来自七个司局的十九个课题申请，平均部署时间从过去的人工流程三至五个工作日，缩短到一至七个工作日（其中70%为自动部署）。技术团队用于数据准备和基础运维的时间下降了约40%。

但报告也指出了新问题：由于申请便捷，出现了少数课题需求描述仍然模糊、频繁变更数据需求的情况，导致沙箱需要重新配置；个别用户对“快速部署”产生误解，期望模型能“即时出结果”，对必要的校验调试时间缺乏耐心；平台自动记录的操作日志暴露出一些非常规的数据访问模式，需要关注是否涉及潜在的数据挖掘或泄露风险。

“看来，工具再智能，也绕不开‘人’的因素。”信息中心负责人在联合复盘会上苦笑，“流程可以自动化，但需求的清晰化、期望的管理、安全意识的强化，还得靠沟通、培训和制度。”

高晋提议：“或许可以在平台中增加一些‘强制步骤’，比如申请时必须填写更结构化的‘分析目标清单’和‘关键假设说明’；提交后自动生成一个带有时间节点的‘课题里程碑预期’，明确告知用户各阶段大致所需时间；加强安全审计规则的自动化预警功能。”

这些建议被采纳，列入平台下一版本的优化清单。

那个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在经历了几轮补充论证和协调后，最终获得推进，但附带了更明确的建设时序要求和风险监控方案。项目方案中，采纳了“星图”模拟提示的关于输送能力建设和供应链备份的建议。办公厅在事后给工作小组的简要反馈中提到：“定量化风险模拟为协调工作提供了共同的事实基础，有助于凝聚共识、聚焦关键问题。”

这句看似平淡的评价，让高晋团队倍感鼓舞。他们的工作，没有决定项目的生死，但影响了项目推进的“质地”，让决策和协调过程多了一份基于数据的理性考量。

深秋的一个下午，王振涛部长在审阅一份关于数字化转型的文件时，再次问起秘书：“研讨会之后，‘星图’那边有什么新动静？”

秘书汇报了平台运行情况、论文投稿进展以及重大项目后续。

王部长听完，沉默了一会儿，说：“稳步推进，挺好。告诉政研室和办公厅，可以开始考虑，在适当时候，将‘星图’试点应用的阶段性情况和初步成效，整理一份简要报告，报给上级有关部门参考。范围要控制好，内容要实在，重点讲清定位、做法和边界，不过度渲染效果。”

秘书领会了领导的意图：这是要为“星图”从部委内部试点，走向更广泛层面的认知和可能的认可，做铺垫了。但前提是，必须建立在扎实、审慎的基础之上。

“另外，”王部长补充道，“提醒高晋他们，越是这种时候，越要沉住气。工具的价值，最终体现在用它解决了什么问题，而不是工具本身有多炫目。下一步，可以鼓励他们，在现有机制下，尝试一两个涉及民生敏感领域、但数据条件相对成熟的‘小切口、深分析’课题，比如……城市老旧小区供暖管网改造的优先序分析，或者农村清洁取暖替代路径的经济社会影响模拟。要接地气，见实效。”

秘书将这些指示一一记下。

当高晋从工作小组得到这些反馈时，他站在办公室窗前，望着窗外萧瑟的树枝。部委大院里的银杏树，叶子已金黄，在秋风中簌簌作响。

他感到一种复杂的情绪：既有付出得到认可的欣慰，也有面对更高期望的压力，更有对前路依然谨慎的清醒。

“星图”的光，已经照亮了一些曾经朦胧的角落，也让自己暴露在更多的目光审视之下。光与影相伴相生。下一步要做的“小切口、深分析”，听起来平淡，实则可能触及更复杂的利益纠葛和更直接的民生感受。这要求技术分析不仅要有精度，更要有温度，有对政策落地难度的体察。

工具的价值，在于被人善用。而善用的前提，是持工具者深知其利，亦明其限，怀敬畏，接地气。

他收回目光，打开电脑，开始构思王部长建议的那两个“小切口”课题的初步技术思路。窗外，秋风虽凉，但阳光透过光秃的枝桠，依然在墙上投下清晰而坚定的光影。

迷宫仍在，但持灯者已渐谙路径，且深知，照亮脚下的方寸之地，远比盲目探寻遥远的虚影更为重要。光之所向，步履所至，皆需踏实而审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