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生港临时指挥部的煤油灯彻夜未熄,地图上槟城周边的红蓝箭头犬牙交错,每一道红线旁都标注着密密麻麻的伤亡数字。
老马的手指划过吉打山脉西侧的防线,那里刚传来新 42 师的战报 —— 经过十三天血战,这支新兵占比九成的部队,硬是依托预设阵地和后方强大的炮火支援,打退了日军第 6 师团的八次冲锋。
“司令员,新 42 师战报:歼敌 2300 余人,我部伤亡 430 人,阵地稳固!” 参谋高声汇报,声音里带着难掩的激动。
十三天前,这支部队还因日军坦克冲锋而慌乱,如今已能熟练运用 “炮火覆盖 坦克反冲击 步兵清剿” 的战术,连代理师长杨复安都在电报里说:“新兵们见了血,胆气壮了,现在就算鬼子的刺刀顶到跟前,也没人往后退!”
同一时间,赵一虎右路军的 74 师也传来捷报。
此前被日军突击队打进师部的危局过后,官兵们连夜加固工事,在阵地前布设三层地雷阵,还把报废的鬼子坦克改装成简易碉堡。
日军再次进攻时,不仅没能突破防线,反而被 74 师的侧翼反击包抄,丢下 500 多具尸体仓皇撤退。
师长在电报里特意提道:“有个刚入伍的华侨青年周锡安,带领一个反坦克小组,用81式火箭筒击毁日军13辆九七式坦克,现在全师都叫他的小组‘坦克杀手组’!”
这样的捷报在指挥部里不断传来。
二线部队在血与火的淬炼中飞速成长,原本连手榴弹都扔不准的新兵,如今能精准将手榴弹扔进鬼子进攻的队列,而且是凌空爆炸那种。许多只会躲在战壕里发抖的本地士兵,也敢握着刺刀发起反冲锋。
截至第三日黄昏,新任的代理参谋长郭忆安汇总的战报显示:马来方面军二线部队累计伤亡 4500 人,其中阵亡 1200 人、重伤 1800 人、轻伤 1500 人;而日军的伤亡数字已突破 ,其中阵亡 8200 人、重伤 4300 人、被俘 2500 人,武器弹药损耗更是达到战前的三成。
郭忆安的祖籍在福建南安,1916 年生于马来亚槟城一个世代侨商家庭。其父早年参与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的募捐工作,家中常年回荡着 “国土存亡,匹夫有责” 的侨社呼声,这颗爱国种子自小便在他心中扎根。
1934 年,18 岁的郭忆安凭借优异成绩获得美国西点军校录取资格,成为该校少数亚裔学员之一,亦是二战前罕见的南洋华侨留学生。
1937 年毕业后,郭忆安拒绝了美国陆军的留任邀请,彼时南洋华侨筹赈总会正号召侨胞归国参战,滇缅公路急需军事人才支援。他绕道越南辗转回国,来到延安,先后在八路军和新四军中担任基层部队的主官,由连长一路提升至新四军某部的旅长。
这也是老马向延安方面特别提出并要求支援的一名优秀军官,军政皆能,特别是参谋业务素质十分过硬。由于周永胜和杨林都下到部队担任主官了,老马只有让郭忆安顶上来,充任马来方面军的代理参谋长。
这份跨越重洋的报国之路,让郭忆安成为马来方面军的特殊存在 —— 他既是手握西点毕业证的现代军官,也是血脉相连的华侨赤子,更是连接本土士兵与侨胞部队的桥梁,其冷静精准的参谋风格,正成为这场血战中不可或缺的指挥中枢力量。
“打得好!” 周永胜一拳砸在桌上,“这些新兵蛋子总算练出来了,现在咱们主力一上,保管把今村的 30 万大军赶下海!” 他身后的几位军长纷纷附和,赵一虎更是直接请战:“司令员,我右路军主力已经整补完毕,10 万大军随时可以发起总攻,配合二线部队夹击日军!”
杨林也站了出来:“总预备队的 11 军、12 军齐装满员,坦克、火炮都已到位,只要您一声令下,我们就能撕开日军的防线,直捣今村的指挥部!”
众将的目光齐刷刷投向老马,每个人脸上都写满了求战的急切。连日来的胜利让士气空前高涨,在他们看来,此刻正是乘胜追击、一举击溃日军的最佳时机。
然而,老马却缓缓摇了摇头,指尖在地图上轻轻敲了敲:“不行,现在还不能反击。”
“为什么?” 周永胜急得上前一步,“现在日军伤亡惨重,士气低落,我们主力出击,定能一战定乾坤!”
“一战定乾坤?” 老马抬眼看向众将,语气平静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力量,“我们现在反击,最多只能将日军击溃,让他们撤回泰缅边境。可一旦他们依托地形固守,补充兵员和弹药后,还会卷土重来。我们付出 4500 人的伤亡,难道就只为了打一场击溃战?”
他走到地图中央,拿起红笔在槟城、北大年港、吉打山脉之间画了一个巨大的圆圈:“我们要打的,是歼灭战!要把今村这 30 万大军,连同后续可能增援的日军,全部围歼在马来半岛,永绝后患!”
这章没有结束,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