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二年的秋天,似乎比往年来得更沉静,也更凝重。
对于刚刚熬过三年艰难时日的普通中国百姓而言,头顶的天空仿佛透出了一丝久违的亮色。夏粮的丰收虽未彻底驱散饥荒的阴霾,但至少让紧绷的神经得以稍许放松。粮店门口排队的人群中,偶尔能听到一些关于“定量恢复了”、“爱国肉虽然折腾人但总算见了荤腥”的议论,带着一种劫后余生的庆幸和小心翼翼的期盼。北京城的胡同里,槐树的叶子开始泛黄飘落,孩子们追逐打闹的声音似乎也比往年多了几分生气。
然而,在这看似逐渐恢复平静的生活水面之下,一股潜流正在国家的最高决策层和边疆地带汹涌澎湃。这份紧张与决断,如同初秋的凉意,悄无声息地渗透下来,被一些嗅觉敏锐的人所感知。
在红星轧钢厂的采购科,陈启就隐约察觉到了这种不同寻常的氛围。
报纸上关于中印边境的消息,措辞逐渐变得严厉起来。广播里,除了继续宣传工农业生产的大好形势,也开始更多地提及“提高警惕,保卫祖国”、“坚决扞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等口号。厂里的黑板报和宣传栏,也出现了相关的宣传画和文章。
科里闲暇时的议论,除了采购任务和家长里短,偶尔也会涉及到这个话题。
“听说了吗?西边那个阿三,越来越不像话了!”一个老采购员放下报纸,推了推眼镜说道。
“可不是嘛!得寸进尺,占了咱们的地方,还不断挑衅!”另一个年轻些的科员附和道,脸上带着愤慨。
“哼,号称什么‘世界第三军事强国’,也不怕风大闪了舌头!”有人语气不屑,但眼神里也藏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忧虑。
陈启通常只是静静地听着,很少插话。他比一般人更清楚国家刚刚经历过的困境。连续的灾害、苏援的中断、巨大的债务压力,如同一副副沉重的枷锁,让这个新生的共和国举步维艰。也正因如此,在过去几年里,面对印度在边境地区不断的“前进政策”、蚕食中国领土的嚣张行径,中国方面保持了极大的克制,一再呼吁和平谈判解决争端。
这种克制,在某些人眼里,或许被误读成了软弱可欺。
陈启通过师父刘老那边偶尔透露的零星信息,以及自己从苏颜爷爷苏文谦(铁道部副部长,能接触到更高层面的信息)那里感受到的微妙态度,知道这种“忍气吞声”的局面,恐怕快要到头了。
“以前是没办法,”一次去苏家拜访时,苏老难得地在家,饭后喝茶时,这位经历过烽火岁月的老干部,望着窗外沉沉的夜色,语气平静却带着金石之音,“家里闹饥荒,外面还有一群虎视眈眈的,不敢轻易动刀兵,怕陷入两线作战的困境,也怕影响了国内的恢复。现在……地里的收成总算看到点起色,内部的困难稍微缓解了一点……”
苏老没有把话说完,但陈启明白那未尽之语。时机正在发生变化。国家已经初步具备了“腾出手来”应对边境挑衅的能力和决心。
印度尼赫鲁政府的傲慢与误判,将中国维护和平的诚意视为软弱,不断在边境地区增兵,建立据点,甚至狂妄地叫嚣要将中国人“清除”出他们所谓的“领土”。西藏,这片雪域高原,祖国的西南屏障,正面临着被蚕食分裂的巨大风险。
“他们一直想占领西藏,”陈启在图书馆查阅资料时,看到过相关的历史记载和地图,深知那片土地的战略意义和对于民族情感的重要性。“现在,怕是大家终于忍不住了。”
这种“忍不住”,并非一时冲动的愤慨,而是经过深思熟虑、审时度势后的战略抉择。在国内经济最困难的时期选择隐忍,是为了积蓄力量,避免被拖垮。如今,最困难的阶段虽然尚未完全过去,但已经看到了复苏的曙光,而印度的挑衅已触及底线,再无退让空间。
然而,对手并非弱者。印度继承了英国殖民者在南亚的军事遗产,自诩为“世界第三军事强国”(仅次于美苏),装备有来自苏联和西方的大量武器,士兵大多经历过二战洗礼。而中**队,刚刚经历艰苦的朝鲜战争,主力部队虽然经验丰富,但装备依然落后,且后勤补给线漫长而脆弱,要在世界屋脊的青藏高原上与印军作战,面临的困难和风险巨大。
“开打前,谁心里不打鼓呢?”陈启能想象到决策层和前线指挥员们所承受的压力。“号称世界第三,我们不一定打得过……这种想法,恐怕不止在普通民众中存在,在一些层面,也未必没有疑虑。”
这是一种基于现实力量对比的、清醒的担忧。但也正因如此,一旦决定要打,就必须以雷霆万钧之势,打出威风,打出和平,彻底粉碎对方的野心和幻想。
这种山雨欲来的紧张感,也逐渐渗透到日常生活中。陈启注意到,厂里的生产任务似乎更加紧迫了,一些特殊的军工订单有所增加。街道上,关于支援前线、巩固国防的宣传也多了起来。甚至连四合院里,也偶尔能听到大人们压低声音议论几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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