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陈启带着老赵和小孙,拿着轧钢厂的正式介绍信,来到了奉天市工业局。这是一栋庄严肃穆的苏式大楼,门禁森严。
在门卫处登记,说明来意是“与生产协调处接洽兄弟单位物资协作事宜”后,他们被指引到了三楼的生产协调处办公室。
办公室里人来人往,电话铃声、交谈声、打字机声不绝于耳,一派繁忙景象。陈启找到一位工作人员,递上介绍信,客气地说明想找一下李明远处长。
工作人员看了看介绍信,又打量了一下陈启三人,说道:“李处长在开会,你们稍等一下。”
这一等就是近一个小时。就在老赵和小孙有些焦躁时,一个戴着黑框眼镜、身材清瘦、约莫三十五六岁的干部从会议室走了出来,先前那位工作人员立刻上前低声说了几句,指了指陈启他们。
那干部目光扫过来,在陈启脸上停留了一瞬,随即脸上露出程式化的笑容,走了过来:“是北京红星轧钢厂的同志吧?不好意思,刚散会。我是李明远。”
“李处长,您好!打扰您工作了。”陈启立刻上前一步,热情而不失分寸地与他握手,再次递上介绍信,“我是轧钢厂采购科科长陈启,这两位是我的同事。这次冒昧来访,主要是想看看,在工业局的协调下,我们厂能否与东北这边的一些兄弟单位,建立一些物资协作的关系,互通有无,共同保障生产任务。”
李明远接过介绍信,看似随意地扫了一眼,但陈启敏锐地注意到,他的目光在“陈启”这个名字上多停留了半秒。他脸上笑容不变,语气温和:“红星轧钢厂,我知道,首都的重点企业嘛。欢迎你们来东北交流。物资协作是好事,我们工业局原则上支持。不过,具体能协调哪些资源,怎么个协作法,还需要根据实际情况来定。这样吧,几位同志远道而来,先到我办公室坐坐,我们详细聊聊?”
“那太好了,麻烦李处长了。”陈启从善如流。
来到李明远不算宽敞的办公室,分宾主落座。李明远亲自给三人倒了水,然后才开始正式的交谈。他询问了轧钢厂目前遇到的具体困难,对所需钢材的规格、数量有了初步了解,也介绍了一下奉天乃至辽宁工业系统内的一些大致情况。
整个过程,李明远表现得就像一个尽职尽责、按章办事的机关干部,态度友好,但原则性强,没有任何超出工作范围的表示。陈启也全程配合,只谈公事,绝口不提苏庆良。
直到谈话接近尾声,李明远合上笔记本,像是忽然想起什么似的,用一种略带感慨的语气说道:“陈启科长年轻有为啊。说起来,我以前的老领导,苏庆良副市长,他家好像也是北京的?苏市长为人正派,能力突出,对我们这些下面的人也很关心,真是令人敬佩。”
来了!陈启心中一动,知道这是对方在释放信号。他脸上适当地露出一丝“惊讶”和“亲近”,接过话头:“李处长也认识我岳父?真是太巧了。岳父他确实常教导我们晚辈要踏实工作,严守纪律。”
心照不宣地确认了关系,也点明了苏庆良的态度。
李明远眼中闪过一丝了然,笑容真切了几分:“原来如此!难怪我看陈科长就觉得格外投缘。苏市长说得对,工作就是要踏实。”他沉吟了一下,仿佛在思考,然后说道,“这样吧,陈科长,你们的需求我大致了解了。鞍山钢铁公司那边,我倒是认识几个朋友,在供销部门。我可以帮你们打个招呼,牵个线。但具体能谈成什么样,价格、数量、以什么名义协作,还得你们自己去谈。我们工业局只能起个协调联络的作用,不介入具体业务。”
这就足够了!陈启要的就是这个“牵线”和“协调联络”。有了工业局干部,特别是前市长秘书的引荐,他们再去鞍钢,就不再是毫无跟脚的陌生拜访,而是有了一个合情合理的由头和初步的信任基础。
“太感谢李处长了!您这可真是帮了我们大忙了!”陈启连忙表示感激。
“都是为了工作嘛。”李明远摆摆手,显得很谦虚,“我这就给他们写个便条,你们带着去鞍山,直接找供销处的王处长就行。”
拿着李明远的亲笔便条,陈启三人马不停蹄,立刻登上了前往鞍山的火车。
鞍山,被誉为“钢都”,城市规模虽不及奉天,但那林立的烟囱、遍布的厂区和空气中更加浓重的钢铁与煤烟味道,无不昭示着其在全国工业版图中举足轻重的地位。
鞍山钢铁公司的厂区更是大得惊人,如同一座钢铁森林。凭着工业局的便条和轧钢厂的介绍信,他们很顺利地见到了供销处的王处长。
王处长是个身材高大、嗓门洪亮的中年人,带着东北人特有的爽朗。他看完便条,又仔细查验了陈启他们的证件和介绍信,热情地招呼他们坐下。
“哎呀,北京来的同志!欢迎欢迎!李处长介绍来的,那没说的!”王处长说话办事透着一股雷厉风行的劲儿,“你们轧钢厂的情况,李处长电话里大概跟我说了。计划外钢材……唉,不瞒你们说,现在这块管得是越来越死,我们也很为难啊。”
陈启知道,诉苦是谈判的前奏。他不动声色,先是表达了对鞍钢作为老大哥企业的敬仰,然后才切入正题:“王处长,我们理解您的难处。我们这次来,也不是想给鞍钢添麻烦,主要是想着,咱们都是兄弟单位,能不能在计划框架内,寻找一些灵活调剂的空间?比如,一些次品材、等外材,或者库存时间稍长、但完全不影响使用的边角料?我们厂一些辅助生产和维修环节,对钢材的要求没那么高。我们可以用一些我们北京的特产,或者我们厂能提供的一些工业品作为交换。”
他提出的“次品材”、“等外材”、“边角料”和“以物易物”,巧妙地绕开了最敏感的计划指标问题,将交易性质定义为“废料利用”和“兄弟单位互助”,大大降低了政治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