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月的敦煌,戈壁滩上的风还带着刀锋般的寒意,但阳关外的互市场已经热闹起来了。
远远望去,一支支驼队像移动的沙丘,在晨光中缓缓靠近。驼铃声叮咚作响,清脆悠扬,能传出好几里地。这是今年开春后第一批抵达的西域胡商,他们从疏勒、于阗、龟兹甚至更远的大宛、康居跋涉而来,驼背上满载着宝石、香料、毛皮和良马。
互市场建在阳关内三里处,用黄土夯成的围墙围出方圆百亩的场地。场内分几个区域:东区是晋商货栈,西区是胡商营地,中间是交易区。市令署设在北面,是一座两层土楼,楼上飘着“敦煌市令”的青色旗帜。
市令郑虔天不亮就起来了。他今年四十五岁,在敦煌干了十年市令,从一个小吏做到如今的正六品。对胡商、对贸易、对税收,他闭着眼睛都能说出个子丑寅卯。
“都准备好了吗?”郑虔问手下的税吏。
“准备好了。”税吏头目老周回道,“十个验货台,二十杆公平秤,登记簿、税票都备齐了。按新规,税吏不得接触钱款,由胡商自行到银柜缴税,咱们只核货、记账。”
郑虔点头:“记住,态度要好,但查验要严。陛下下调了丝路商税,从值百抽十五降到值百抽十,这是天大的恩惠。可咱们要是查验不严,让好商钻了空子,既亏了国库,也对不住守规矩的商人。”
“明白。”
辰时正,互市场的大门打开。早已等候在外的胡商们牵着骆驼,鱼贯而入。第一支队伍是疏勒来的,领队的是个五十多岁的胡商,叫阿史那贺,汉语说得流利,是丝路上的老面孔了。
“郑市令,新年吉祥!”阿史那贺拱手行礼,满脸笑容。
“阿史那掌柜,一路辛苦。”郑虔还礼,“今年来得早啊。”
“听说朝廷降了税,我们紧赶慢赶就来了。”阿史那贺指着身后的驼队,“三十峰骆驼,都是好货。按新规,先在您这儿登记验货?”
“对,这边请。”
验货台设在市令署前,十张长桌排开。胡商将货物卸下,税吏一一查验、登记。阿史那贺的货主要是和田玉料、葡萄干、毛毯。税吏老周拿起一块玉料,对着光看了看,又用小刀轻轻刮了刮,确定是真玉,便在登记簿上记下:“和田青玉料,三十斤,成色上等,估价值百贯。”
“估得公道。”阿史那贺点头,“往年这种料子,税吏能估到一百二十贯。”
老周认真道:“新规有令,估价须按上月洛阳西市的平均价,上浮不得超一成。我们查了簿子,上月这种玉料均价就是百贯。”
接着验葡萄干。麻袋打开,老周抓了一把,颗粒饱满,色泽金黄,无虫无霉。“疏勒葡萄干,五百斤,估价值五十贯。”
阿史那贺的驼队验了半个时辰。最后统计:货物总价值八百七十贯。按新税率值百抽十,应缴税八十七贯。
“阿史那掌柜,这是税票。”老周开出一张盖着红印的票据,“凭此票到那边银柜缴税,缴完后票据上会加盖‘税讫’章。交易时须出示此票,无票交易视为逃税,货物罚没。”
阿史那贺接过税票,仔细看了看。票据上详细列明了货物种类、数量、估值、税率、税额,还有税吏签名、市令署印章,清清楚楚。
“好,清楚明白。”他笑道,“往年缴税,税吏说多少就是多少,咱们心里总打鼓。现在白纸黑字写在这儿,踏实。”
缴税处设在市令署一侧,有三个窗口。胡商排队缴税,银柜里的胥吏收钱、盖章,动作麻利。阿史那贺缴完税,拿回盖了“税讫”章的税票,小心收好。
“郑市令,还有个事。”阿史那贺凑近些,“我这次带了些波斯银币,想在咱们这儿换成五铢钱,不知……”
“可以。”郑虔指着另一边,“那边是‘市易司’,专管钱币兑换。汇率每日公布,今日是一枚波斯银币兑八十文五铢钱。兑换不收手续费,但每人每日限兑百枚,防止有人操纵汇市。”
阿史那贺眼睛一亮:“这规矩好!往年换钱,那些钱贩子看人下菜碟,我们胡商总吃亏。”
他高高兴兴去换钱了。郑虔看着他的背影,对老周说:“看到没,规矩清楚了,商人就愿意来。他们不怕缴税,怕的是乱收费、乱估价。”
一上午,验货台前就没断过人。于阗来的驼队运的是地毯和宝石,龟兹来的有乐器和大宛马,康居来的多是药材和香料。税吏们忙得不可开交,但有条不紊——都是按照《丝路贸易新规》操作:验货、估价、登记、开票。
估价的依据是户部每月下发的《主要货物指导价》,这是根据洛阳、长安、凉州等主要市场的价格统计出来的,每十天更新一次。税吏不能随意估价,若货物特殊没有指导价,需三名税吏合议,并报市令批准。
中午时分,郑虔在署内用饭。饭还没吃完,老周急匆匆进来:“市令,出事了。有个大宛来的商人,带的马匹里有几匹病马,按规要隔离,他不愿意,闹起来了。”
郑虔放下筷子:“去看看。”
交易区西侧是牲畜市场,专门交易马匹、骆驼。一个大宛商人正和税吏争执,他身后拴着十几匹马,其中有几匹精神萎靡,鼻头干燥。
“我的马只是路上累了,不是病马!”大宛商人汉语生硬,急得脸通红,“隔离?隔离到什么时候?耽误了卖马,你们赔吗?”
税吏耐心解释:“这位掌柜,新规有定:牲畜入市,须经兽医查验。有病者隔离观察,无病者方可交易。这是为你好,也是为其他商人好——万一是疫病,传染开来,整个市场的牲畜都遭殃。”
郑虔走过去:“我是市令郑虔。掌柜怎么称呼?”
大宛商人见来了官,稍微收敛:“我叫阿里,从大宛来。市令大人,我的马真的只是累了,喝点水喂点料就好。”
郑虔没说话,走到那几匹马前仔细看了看,又让兽医来检查。兽医是朝廷专派的,经验丰富,他看了看马的眼睛、牙齿、蹄子,又摸了摸马腹,最后说:“确实有病,是马流感。需要隔离治疗,痊愈后才能交易。”
阿里急了:“那要等多久?”
“快则十天,慢则半月。”兽医说,“隔离期间,我们提供草料和药,不收费。等马好了,你照常卖。若马死了,市令署按市价赔偿——这也是新规定的。”
阿里愣住了:“还……还赔偿?”
“当然。”郑虔道,“朝廷设这些规矩,不是为难商人,是为了让贸易长久。你想,若是疫病传开,今年马市就完了,明年谁还敢来?长远看,吃亏的是所有商人。”
阿里沉默片刻,终于点头:“好,我信朝廷的规矩。”
马被牵到隔离区去了。阿里拿着兽医开的隔离凭证,上面写明马匹数量、病症、预计康复时间。凭证一式两份,市令署和商人各执一份。
这件事很快在胡商中传开。有人感慨:“朝廷想得周到,连马病了都管治。”也有人觉得规矩太严:“做点买卖真不容易。”
但不管怎么说,规矩就是规矩,白纸黑字写在那里,人人都得遵守。
下午,晋商们陆续入场了。他们是来采购胡货的:丝绸商要买宝石装饰锦缎,药材商要买西域香料,马贩子盯着那些大宛良马。交易区内,各种语言混杂,讨价还价声此起彼伏。
郑虔在市场里巡视。他看到阿史那贺正和一个洛阳绸缎商谈生意,桌上摆着玉料和绸缎样品。两人手里都拿着税票——这是新规要求,交易双方须互相查验税票,确保货物已完税。
“郑市令,”绸缎商见到他,拱手道,“这新规矩好。往年买胡货,总怕他们逃税,咱们买了再被查,说不清楚。现在有税票为证,放心多了。”
阿史那贺也说:“我们卖货也踏实。交了税,拿着税票,走到哪儿都不怕查。”
郑虔微笑点头。这正是新规的目的:降低税率,但加强监管,让合法商人受益,让偷税漏税者无处藏身。
黄昏时分,第一天的交易接近尾声。市令署内,老周在汇总今天的税收。
“今天入场胡商四十七队,货物总估值约五万贯,应收税五千贯,实收四千九百八十贯,二十贯是几个小商人凑不齐,写了欠条,三日内补缴。”
郑虔听着,在账簿上记下。五千贯,这只是第一天。往年整个二月,敦煌的商税也就五万贯左右。按这势头,今年可能翻倍。
但钱不是唯一的好处。更重要的是,规矩立起来了,信誉建起来了。今天那个阿里,马被隔离了,但他没闹事,因为他看到了规矩背后的公平和保障。
“明天还有更多商队到。”老周说,“听说有支从安息来的大商队,带了不少琉璃器和金银器。”
“好好准备。”郑虔合上账簿,“记住,咱们是朝廷的门面。咱们做得公道,胡商就信朝廷;咱们做得糊涂,丢的是朝廷的脸面。”
夜幕降临,互市场内点起了灯笼。胡商们在各自的营地里生火做饭,肉香、饭香、香料香混在一起,随风飘散。驼铃声渐渐稀疏,取而代之的是胡琴声、歌声——有些胡商在营地间串门,喝酒聊天,交流一路见闻。
郑虔登上市令署的土楼,凭栏远眺。灯火点点,人声隐约,这座边塞的互市场,此刻仿佛成了丝路上最温暖的驿站。
他想起十年前刚来敦煌时,这里还是一片混乱。税吏随意估价,胡商变着法逃税,纠纷不断,打架斗殴是常事。那时一个月的税收,还不及现在一天。
是朝廷的新政改变了一切。下调税率,但建立严格的查验、登记、完税制度;设立公平秤、指导价,防止欺行霸市;配备兽医、提供隔离治疗,保障贸易安全……
这些看似繁琐的规矩,就像丝路上的界碑,给往来商人指明了路,也给贸易筑起了堤坝。
远处传来悠长的驼铃声——是晚到的商队趁着夜色入关。郑虔望向西方,阳关外的戈壁在月光下泛着银白。那条古老的商路,从长安到罗马,万里之遥,多少人跋涉其上,只为互通有无。
而他的职责,就是守住敦煌这个节点,让这条路上的驼铃声,响得更清脆,更长久。
夜风渐凉,郑虔下了土楼。署内烛光还亮着,老周和几个税吏在整理今天的登记簿。明天,又将是忙碌的一天。
但郑虔觉得很踏实。因为他知道,这些账簿上的数字,这些叮咚的驼铃声,这些胡商脸上的笑容,都是开元治世最真实的注脚。
丝路通了,财路就通了;财路通了,天下就活了。
而这一切,就从敦煌互市场上,那一张张盖着红印的税票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