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篇小说
我的老姑是接生婆
文/树木开花
那年冬天,邻村难产的张婶大出血,医院救护车还在几十里外。
老姑拎起接生包就往外跑,九十岁的人踩着积雪深一脚浅一脚。她跪在炕沿边徒手转胎位时,突然哭了:“这孩子...是最后一个记得怎么用手迎接生命的人了。”
一
雪是从后半夜开始下的,悄没声儿,一层又一层,把这个名叫柳河套的村子捂得严严实实。天亮了,也不见晴,灰白的一片,压得人喘不过气。我靠在老姑家烧得滚烫的火炕边,望着窗外被积雪压弯了枝杈的老榆树,心里也像是塞了一团湿漉漉的棉花。
老姑蜷在炕梢,身上盖着那条褪色发白的蓝布薄棉被,像是睡着了,又像是醒着。她的呼吸又轻又浅,几乎听不见。屋子里静,静得能听见墙角那架老座钟钟摆单调的“滴答”声,能听见雪花扑簌簌落在窗棂上的微响。
自从入冬,老姑的精神头就一天不如一天。她不再每天擦拭那个放在炕头柜子最顶上的、印着红“十”字的旧接生包,也不再絮絮叨叨地跟我讲那些我早已听得耳朵起茧的陈年旧事。她只是这么睡着,仿佛要把这漫长一生里缺的觉,都一口气补回来。
有时候,我看着她在睡梦中,那双布满深褐色老年斑、指关节粗大变形的手,会无意识地微微抽动,像是在摸索着什么,又像是在轻柔地抚触。我知道,那双手,曾经迎接过柳河套乃至附近几个村子几代人的新生。它们记得每一个生命的形状与温度。
老姑叫柳玉贞。村里上了年纪的人都喊她“玉贞姑”,小辈的则叫她“接生婆婆”。她是上世纪四十年代末尾,跟着一支路过这里的医疗队学了三个月接生,然后就背起了那个印着红十字的布包,开始了一个农村接生婆的生涯。这一背,就是五十多年。
我小时候,总觉得老姑那个洗得发白的帆布接生包,像个百宝箱。里面分门别类,装着碘酒、紫药水、消毒纱布、棉球、一卷白色的粗棉线、几把亮闪闪的剪刀(用前总要在煤油灯的火苗上反复烧过),还有一根量血压的布带子,一个木头听筒。最神秘的,是几样我至今叫不上名字的、弯弯曲曲的金属器具,老姑说,那是万不得已时,用来帮孩子落草的。
那时候,柳河套没有卫生院,最近的诊所也在二十里外的公社。女人生孩子,就是过鬼门关。谁家媳妇要生了,家里人跌跌撞撞跑来拍门,不管白天黑夜,刮风下雨,老姑总是拎起那个包就走。有时候是繁星满天,有时候是暴雨如注,更多的时候,是像今天这样的、能把一切都冻住的寒冬。
我记忆里,老姑的脚步总是又急又快,踩在村里的土路上,咚咚作响,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坚决。她的身影,是这十里八乡生死门槛前,最让人心安的一道屏障。
她的手,是有名的“巧手”和“福手”。据说再刁钻的胎位,经她那双手在产妇肚皮上轻轻推揉、缓缓转动,十有**都能顺过来。遇上横生倒养,她也能沉住气,凭着经验和手感,一点点把卡住的孩子引导出来。她接生的孩子,哭声都格外响亮;她照顾的产妇,很少得那些产后缠身的怪病。
老姑常说:“接生婆不光是帮孩子落地,是接着两条命,接着一个家。”
二
那些年,老姑家的门槛几乎被踏破了。除了接生,谁家孩子夜里哭闹不止,谁家媳妇奶水下不来,甚至谁家婆媳闹了矛盾,都会来找她。她的话,在村里比支书还管用。东家送来几个鸡蛋,西家塞上一把自家种的青菜,还有那红布条缠着的“喜钱”,虽然微薄,却盛满了感激。老姑从不计较多少,她说她吃的是“百家饭”,干的是“积德事”。
老姑也不是神。她也有失手的时候,也有眼睁睁看着生命从指缝间溜走的无力时刻。我记得有一个夏夜,邻村一个产妇生完孩子后血崩,等老姑赶到时,人已经不行了。老姑在回来的路上,一个人坐在河套边的大石头上,坐了整整一夜,第二天眼睛肿得像桃子。她后来跟我说,那家的婆婆不肯送医院,说女人流血是正常的,硬是耽误了。从那以后,老姑遇到稍微复杂点的情况,态度就变得异常强硬,坚持要往公社卫生院送,为此没少跟一些固执的老辈人吵架。
“人命关天,由不得他们糊涂!”她说这话时,眉毛是立起来的。
日子流水一样过去。不知不觉间,村子通往外面的土路修成了平整的水泥路,自行车变成了摩托车,后来又有了小汽车。村子中央,盖起了窗明几净的卫生院,白色的二层小楼,顶上立着巨大的红十字。卫生院里来了穿白大褂、戴眼镜的医生,还有穿着粉色护士服、说话轻声细语的姑娘。他们那里有B超机,能提前看出是男是女(虽然不让说),有干净整洁的产房,有各种叫不出名字的仪器,还有能让人不疼的“无痛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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