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维的考古学：概念解剖工具书 第647章 概念炼金术实践：以“东西方哲学”为例

第一层：共识层解构——“东西方哲学”的用户界面

· 流行定义与简化叙事：

在主流话语中，“东西方哲学”被简化为“基于地理-文化分野的两大对立思想阵营” 。其核心叙事是 二元对立、本质化且标签化的：西方（理性/个人/进步）VS 东方（直觉/集体/传统）。它被“文明冲突”、“文化比较”、“思维差异”等宏大议题包裹，常被简化为一张非此即彼的对比表格，被视为理解世界复杂性的便捷认知地图。其价值由 “对差异的强调程度” 与 “对自身阵营的辩护力” 来衡量。

· 情感基调：

混合着“身份归属的安心”与“文化优劣的焦虑” 。一方面，它是快速定位自我与他者的坐标（“我们是东方的，重和谐”），带来清晰的群体认同；另一方面，它也常引发 “孰优孰劣”的无休止争论、文化自卑或傲慢，以及面对他者思想时的防御心态或猎奇消费。

· 隐含隐喻：

“东西方哲学作为两个独立的大脑”（拥有截然不同的思维“硬件”与“操作系统”）；“作为两条平行线”（各自发展，偶有交汇但本质不相干）；“作为文明的拳击台”（在思想锦标赛中较量高下）。这些隐喻共同强化了其“本质主义”、“分离主义”与“竞争性” 的特性，默认“东方”与“西方”是内部同质、外部对立的两个凝固板块。

· 关键产出：

我获得了“东西方哲学”的刻板版本——一种基于“地理决定论”和“文化本质主义” 的粗暴分类框架。它被视为学术研究与公共讨论的默认前提，一种需要“站队”、“比较”和“扞卫”的、带有身份政治色彩的 “思想冷战地图”。

第二层：历史层考古——“东西方哲学”的源代码

· 词源与转型：

1. 古典时期的“无知之幕”与丝绸之路上的微光： 在19世纪前，并无一个自觉的、统一的“东方哲学”或“西方哲学”概念。希腊哲人不知道“东方哲学”，中国士人亦不视自身为“东方”代表。思想流动如丝绸之路上的商品，是 点对点、碎片化、基于具体文本（如佛经西传、亚里士多德东渐）的交流，而非体系性对话。

2. 殖民时代与“东方学”的建构（18-19世纪）： 这是“东西方哲学”二元对立叙事被系统性生产的关键时期。欧洲殖民者为确立自身优越性，将“东方”（近东、印度、中国）构建为一个 停滞、神秘、非理性的“他者”，以衬托“西方”的理性、进步与科学。“东方哲学”被博物馆化、神秘化，成为西方哲学确立自我认同的 反面镜像与研究客体。

3. 民族主义兴起与“国学”、“日本哲学”的回应（19世纪末-20世纪初）： 面对西方冲击，非西方知识分子开始自觉建构 “我们的哲学” 以凝聚民族认同、对抗文化殖民。中国的“国学”、日本的“日本哲学”乃至印度的“印度哲学”应运而生，它们常常 反向挪用西方哲学范畴来重新诠释自身传统，无意中巩固了“东西对立”的框架。

4. 全球化与“世界哲学”、“比较哲学”的尝试（20世纪至今）： 随着全球化深入，学者们试图超越对立，提出 “世界哲学”（将各地智慧视为人类共同遗产）或 “比较哲学”（在差异中寻求深层对话）。然而，这一领域仍常常 受制于最初的二元框架（比较的前提仍是“东西方”），且学术权力、语言壁垒与出版体系仍以西方为中心。

· 关键产出：

我看到了“东西方哲学”并非一个自然存在的思想分野，而是一个被近代殖民主义、民族主义与全球化学术体制共同建构的历史产物。其内核从 “相互陌生的多元传统”，被强行塑造为 “对立统一的二元体系”，再演变为 “对话与比较的竞技场”，其叙事始终与全球权力关系的变迁紧密纠缠。

第三层：权力层剖析——“东西方哲学”的操作系统

· 服务于谁：

1. 殖民与后殖民权力结构： “东西方哲学”的划分，是 知识领域内的殖民遗产。它将非西方思想置于“被研究”、“被解释”的客体位置，而西方哲学则保持其作为 普遍标准与解释框架 的主体地位。这种不平等的话语权，至今影响着学术评价、课程设置与思想资源的全球流动。

2. 民族国家与文化民族主义： 国家意识形态常将“我们的哲学”（如中国哲学、俄罗斯哲学）塑造为 民族精神的核心与独特性的证明，用以增强内部凝聚力，并在国际文化舞台上争夺话语权。哲学被工具化为 “软实力”的组成部分。

3. 全球学术工业与知识生产： 大学科系划分（哲学系常以西方为主线，东亚研究、南亚研究等区域研究系所则处理“东方”）、学术期刊的取向、国际会议的议程，都在无形中 再生产着“东西方”的区隔。学者必须在既定框架内定位自己的研究，才能获得认可与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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