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开始新一轮的炼金术,这次以“算收益”为对象,探索其可能隐藏的认知框架、权力结构和存在论意义。
第一层:共识层解构——“算收益”的用户界面
- 流行定义与简化叙事:
在主流语境中,“算收益”被简化为“基于理性计算,评估一项行动或投资可能带来的经济或物质回报”。其核心叙事是“功利主义的决策工具:设定目标(量化投入、成本、时间、风险)→ 预测产出(金钱、资源、成果)→ 对比收益与成本,做出‘是否值得’的判断”。它与“‘精明’‘现实’‘会过日子’等标签绑定,与‘感情用事’‘理想主义’‘不计得失’形成对比,后者常被视为‘不成熟’或‘低效’。其价值‘被量化为损失最小化’或‘收益最大化’衡量,并‘极大化’为‘投资’‘理性’‘控制’的‘基石’”。
- 情感基调:
混合着“掌控感的踏实”与“被物化的冰冷”。
- 积极面:提供“一种可预测、可控制的幻觉,帮助在不确定性中做决定,减少焦虑。觉得‘精算’‘常被‘夸赞’为‘聪明’‘有头脑’”。
- 消极面:将“一切价值(包括人际关系、时间、情感、体验)强行压缩为可计算的‘数字’,可能导致生命的‘祛魅’和意义的贫乏。它也可能是焦虑的来源——当收益无法量化或计算不清时,会陷入挫败与自我怀疑”。
- 隐含隐喻:
- 算收益作为人生会计学:生命是“一本账簿,每一笔投入(时间、精力、金钱、知识、情谊)、每一笔产出(收入、成就)都应记账,像‘资本’‘的‘自我增殖’,净资产不断增长”。
- 算收益作为投资模拟器:将自己视为一家“公司(‘我股份有限公司’),所有决策都是投资决策,追求‘人生ROI(投资回报率)’的最大化”。
- 算收益作为风险雷达:通过计算提前探测和规避潜在的“亏损”,是一种“防御性的生存策略”。
- 算收益作为价值比较仪:它“默认所有价值都可以放在同一个尺度(通常是货币)上比较和交换,从而为选择提供‘客观’依据”。
这些隐喻共同强化了其“工具理性”“量化至上”“结果导向”与“经济人假设”的特性,默认这是一种“高效的、理性的、成年人的思维方式,而忽略其可能带来的认知窄化与价值扁平化”。
- 关键产出:
我获得了“算收益”的“经济学-管理学”主流版本——一种基于“成本效益分析”和“预期效用理论”的决策算法,它被视为在现代社会中做出明智选择的标准化工具,是“理性人”的标配思维。
第二层:历史层考古——“算收益”的源代码
- 词源与意义转型:
1. 农耕文明与生存算术时代:“算”作为生存智慧的朴素形式。
在农业社会,“算收益”是“关乎生存的实践智慧:计算种子与收成的比例、计算存储以度过寒冬,这种计算紧密联系着自然节律和实物,是对有限资源进行精打细算以维系生存的必需技能,具有强烈的具体性和生命相关性”。
2. 商业资本主义与复式簿记时代:“算收益”作为资本增殖的核心引擎。
随着商品经济和复式簿记的发展,“算收益”从“生存算术”升华为“资本核算”。利润成为核心目的,一切活动(包括人的劳动)都被抽象为可计算、可增值的资本要素,此时“抽象的‘交换价值’(货币)使用价值,追逐‘象征收益’开始脱离‘具体的’增长,成为一种系统性的、驱动社会运行的逻辑”。
3. 功利主义哲学与理性选择理论时代:“算收益”成为道德与决策的普遍法则。
边沁的功利主义提出“最大幸福原则”,试图为道德和法律建立一种基于“快乐与痛苦计算”的“道德算术”。20世纪的经济学“理性选择理论”将“人”推向“极致的、追求效用最大化的理性计算者”。至此,“算收益”从经济领域扩展到解释一切人类行为(包括婚姻、犯罪、政治)的普遍范式,被赋予了一种“科学甚至道德的光环”。
4. 管理主义与绩效社会时代:“算收益”渗透入生活的毛细血管。
泰勒的科学管理“将工人的动作和时间精细化、算计以提升‘效能’(效率)。此后,KPI、OKR、绩效‘考核’‘工具’将‘算收益’的逻辑深度植入组织与个人。我们开始计算阅读的‘收益’(知识获得感)、社交的‘收益’(人脉价值)、娱乐的‘收益’(放松的效用),甚至计算养育孩子、一段感情的‘收益’,生活被全面‘项目化’和‘KPI化’”。
5. 大数据与算法治理时代:“算收益”的外包与自动化。
如今,平台算法在替我们“算收益”:它计算我们“点击、停留、消费的数据,为我们推荐‘收益最大化’的内容、商品、甚至伴侣。个人的计算能力在强大的外部算法前显得渺小,我们逐渐‘过度’‘依赖’算法告诉我们‘什么对你最有益’。同时,我们自身也成了‘被计算、被定价’的数据点(信用分、社交价值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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