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开始对“人才”进行概念炼金术。注意,这里我们是站在批判性与建构性的视角,重新审视“人才”这个概念,揭示其被社会建构的层面,并探索如何超越其限制,重新定义我们与“人才”这个概念的关系。
第一层:流行定义与简化叙事——“人才”的用户界面
在主流语境中,“人才”被简化为“具有某种突出才能的人”(才能 天赋),能在特定领域做出突出贡献的人。其核心叙事是:稀缺性→优绩主义→工具化→被认可。它被“天赋异禀”“人中龙凤”“核心竞争力”等标签包裹,与“平庸”“普通”“无用”形成对立;被视为组织、社会乃至国家的“绩效发动机”与“战略资源”,其价值由“可测量性”(如学历、绩效)来衡量。
情感维度:混合着“认可的渴望”与“被评估的焦虑”。一方面,“人才”是价值与身份的象征(“我是人才”带来优越感与安全感);另一方面,它常与“内卷”“绩效压力”“不被当成人而是当工具”相连,让个体在追求成为“人才”的同时,感到异化与耗竭。
隐秘暗流:“人才”作为资源(“需要挖掘、开采、精炼”)、作为资产(“可投资、可增值、可交易”)、作为武器(“在竞争中克敌制胜”)。这些隐喻共同强化了其“物化”“工具化”的、竞争性的本质,默认人才是“外在于人”且可被量化支配的。
关键产出:我们获得了“人才”的大众版本——一种基于“绩效主义”和“人力资本理论”的价值评价模型。它被视为个人成功的标签,一种需要被“发现”“培养”和“利用”的、带有强烈竞争色彩的“功能性资源”。
第二层:历史考古层——“人才”的源代码
通过追溯“人才”概念的历史演变,拆解其文化与社会基因:
中国古代的“贤能”与“士绅”:“人才”一词古已有之,指“有才能的人”。但传统中国更强调“德才兼备”,且“才”需服务于“道”与“治国平天下”。“科举制度”将“人才”选拔标准化,但也导致“人才”被窄化为“应对科举考试的能力”。
工业革命与“科学管理”:泰勒制等管理科学将工人视为“生产线上可替换的零件”,但同时对“熟练工”“技术专家”给予重视。此时,“人才”开始与“专业化技能”“效率”紧密挂钩。
人力资本理论(20世纪中期):舒尔茨等人提出“人力资本”概念,将人的知识、技能、健康等视为“可投资的资本”。这使得“人才”彻底纳入经济学的分析框架,成为“可计算、可增值”的“资本”。
知识经济与“创新劳动”:在知识经济时代,“人才”被提升到国家战略高度(尤其是“创新型人才”)。各国争夺“高端人才”、人才战争白热化,全球深度绑定“人才”与“创新、知识、高科技产业”。“人才”的定义从“技能”转向“创新能力”,从“静态存量”转向“动态生成”。
当代的“人才战争”与“终身学习”:在全球化竞争下,“人才”争夺进入“军备竞赛”阶段。“终身学习”从理念变为生存刚需,“人才”的标准也趋于“多元化”(但仍未脱离“绩效”和“贡献”的核心逻辑)。
关键产出:我们看到了“人才”从一种兼具“道德能力”与“实用性”的“贤能”,演变为服务于工业效率的“专业技工”,再被经济学化为“人力资本”,进而在知识经济中成为“创新的引擎”,最终在当代被要求成为“敏捷的学习者”。其内核从“德才兼备”,转变为“专业适应性”,再到“可持续资本”,最终成为“持续适应与创新的载体”——越来越工具化、经济化。
第三层:权力规训层——“人才”的操作系统
剖析“人才”作为社会治理与个体规训工具的运作逻辑:
服务于谁?:“人才”是经济增长和国家竞争力的核心要素。全球“人才流动”的“虹吸效应”加剧了不平等;“人才政策”服务于“资本积累”和“国家战略”,个体成为宏大叙事中的“棋子”。
组织与绩效主义:企业通过“人才盘点”“九宫格”“末位淘汰”等技术,将员工分类、排序、优化。这既是管理效率的需要,也是精细化控制与自我剥削:“人才”话语激励个体“自我驱动”,也导致“身份固化”与“阶层复制”。
教育体系与社会分层:“教育改变命运”成为共识,“人才”标签被赋予“学历认证”“名校出身”的个体。教育系统实质是“人才筛选机”:它再生产社会不平等,将“人才”标签赋予特定阶层、文化背景的人,并使其合法化。
个人身份与自我认同:在绩效社会中,“人才”被“内化”为人生目标——用外在认可(学历、职位、收入)定义自我价值。这可能导致“存在的焦虑”:一旦不符合“人才”标准,便产生强烈的自我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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