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崇祯帝，拯救大明王朝 第63章 新政维艰

崇祯十二年 腊月十五 西安行宫

削藩之议如同在滚沸的油锅里泼进一瓢冷水，在朝堂内外引发了剧烈的震荡。弹劾阁臣成基命、钱龙锡“离间天家”、“动摇国本”的奏疏雪片般飞入行宫，一些远在封地的藩王也遣使送来措辞或委婉或激烈的书信，试图影响皇帝的决策。

崇祯对此早有预料。他一方面将福王朱常洵的罪证部分公开，引导舆论，将福王塑造成宗室中的害群之马，占据道德制高点；另一方面，他并未急于推出具体的、激进的削藩条款，而是示意内阁先以“恳请诸王宗室体恤时艰，自愿捐输助饷”的名义，向几位较为富庶且素有声名的藩王，如蜀王、周王、楚王等发出了试探性的诏书。

这是一步投石问路。他在等待，也在施加压力。

与此同时，他并未放松其他几条关乎国运的改革线。帝国的痼疾太多，必须多管齐下，哪怕每一步都步履维艰。

农政院·枯柳庄（扩大）

雪花覆盖了曾经试验红薯土豆的田垄，但在新搭建的、糊着厚厚窗纸的暖房内，却是一番火热景象。农政院督办徐光启正带着一群精心挑选的老农和吏员，围着几个炭盆，激烈地讨论着。

“陛下赐下的《新农书》草稿，这‘红薯窖藏越冬法’和‘土豆切块育苗法’，看似简单，实乃救命良法！必须尽快刊印，发往各州县！”徐光启指着桌上简陋的刻印稿，语气激动。这《新农书》融入了崇祯来自系统的先进农学理念，虽只是基础，却远超时代。

“徐大人，刊印不难，难在如何让胥吏不借此盘剥，让百姓真正信服采用啊。”一名从陕西本地提拔的劝农官苦笑道。

“所以陛下才要设这农政院，直属于皇爷！”徐光启提高声调，“我等便是陛下伸向田间的耳目和手臂！先在西安府、凤翔府遴选十个皇庄和官田作为示范点，由农政院直接派人指导，做出成效来！让百姓亲眼看到亩产翻倍，比什么法令都管用！”

尽管面临着旧有官僚体系的惰性和胥吏可能的歪曲，但农政院这棵幼苗，毕竟在皇帝的亲自浇灌下，开始艰难地扎根。

皇家票号（筹备） 与 开海之议

户部尚书毕自严的衙门，则是另一番景象。他面前摆着两份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筹建“皇家票号”与筹划“有限开海”。

“陛下，票号之事，首重信用。若无充足金银为本，发行‘皇钞’恐步前元宝钞后尘，顷刻间成为废纸。”毕自严对着被秘密召来的几位西安大商人（试图争取民间资本合作），眉头紧锁，“而内帑与太仓，实在拿不出足够的本金。”

商人们面面相觑，虽对“皇商”名号动心，但更怕血本无归。

崇祯在听取汇报后，给出了一个大胆的指示：“本金，先从此次抄没晋商赃款中，划出五十万两白银作为基础！不必追求全国通行，先在西安、汉中、凤翔等陛下行在所能直接控制的西军后勤补给区内试行！主要用于兑付军饷、采购军粮，以其稳定性和便利性逐步建立信用！告诉那些商人，入股票号，将来朝廷海上贸易的利润，可优先分红！”

这是将金融改革与未来的海洋利润捆绑，画了一张大饼，但也提供了一定的现实基础（五十万两本金和军需承兑）。

至于“开海”，阻力更大。朝中清议多以“片板不得下海乃祖训”、“恐滋海盗、引倭患”为由强烈反对。

崇祯对此采取了更迂回的策略：“不必明诏开海。可默许福建郑芝龙、广东诸家海商，以‘剿匪’、‘运输军需’名义，扩大与南洋贸易。朝廷可向其发放‘特许船引’，收取重税，并要求其必须购回朝廷所需之粮食、硫磺、铜料等物资！”

这是借助现有海上力量，进行事实上的开海，避免与朝中清流正面冲突，同时为朝廷攫取实际利益。

军工研发小组

而在西安城西北角一处戒备森严的院落里，气氛最为专注。从各地抽调来的顶尖工匠们，正围着崇祯亲自书写的那份充满奇异符号和简图的密折，苦苦思索。

“陛下所示的这‘燧石击发机构’，角度力道确实精妙，若能用上好的精钢打造弹簧，或可大大改善火铳哑火之弊！”一位老工匠眼睛发亮。

“还有这‘火药颗粒化’，某可尝试用酒浆混合搅拌，晾晒筛分……”另一位火药匠人喃喃自语。

没有系统的直接图纸，只有原理指引，一切都需要这些能工巧匠去反复试验、摸索。崇祯定期会秘密前来视察，只看结果，不问过程，赏赐极厚，也让这些工匠们迸发出巨大的热情。第一把按照新原理改进的燧发枪样枪，已经在紧张地打磨调试中。

腊月二十 南阳前线

坏消息终于传来。在被围困近月后，南阳城内粮尽援绝，守军发生内讧，部分官兵开城投降。总兵左良玉见大势已去，仓皇率部南撤至襄阳。李自成大军开进南阳，缴获大量军资，声势更壮，其兵锋已直指襄阳！

消息传回西安，朝野再次震动。左良玉被严旨切责，但此刻朝廷还需倚仗其兵力防守湖广，暂时无法处置。

崇祯看着舆图上又一块被“闯”字旗帜覆盖的区域，面色阴沉。内政改革刚刚起步，步履维艰；外患流寇却仍在不断蔓延。

他召来王承恩，下达了一道冷酷的命令：“告诉骆养性，对各地藩王‘捐输’的催促，可以再加紧几分了！告诉他们，若不想步福王后尘，就拿出诚意来！朕，等着他们的‘年礼’！”

压力，被更直接地传递到了那些富庶的藩王身上。改革的阻力与战争的迫切需求，正逼迫着崇祯采取越来越强硬的手段。

这个年关，对大明王朝而言，注定在内外交困与悄然滋生的变革希望中，煎熬地度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