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的波士顿,春意浓稠到化不开,空气里每一粒微尘仿佛都浸透了丰沛的生命力与过度饱和的光线。查尔斯河两岸的树木披上了最繁盛的新绿,不再是早春那种羞怯的嫩黄,而是深沉、油亮、带着初夏前夕的饱满力量。玉兰早已开败,但接踵而来的是更多、更热烈的花朵:紫藤如瀑,杜鹃如霞,鸢尾亭亭,各种叫不出名字的花在街角、庭院、校园草坪边缘肆意铺展。天空常常是那种澄澈到毫无杂质的湛蓝,阳光明亮得晃眼,带着不容置疑的热度,但偶尔被大朵蓬松洁白的积云遮挡时,又会在城市各处投下移动的、轮廓分明的阴影,带来片刻的清凉。气温稳步攀升,正午时分已颇有初夏的感觉,空气中混杂着青草、花香、防晒霜、以及从沿街咖啡馆飘出的浓烈咖啡香气。校园进入春季学期最紧张也最富成果的阶段,图书馆里坐满了埋头准备期末论文和考试的学生,但草坪和河边也挤满了抓紧最后时光享受阳光、社交、举办户外活动的人群。一种混合着学业压力、假期临近的兴奋、以及对这短暂而美好春光的集体眷恋的复杂情绪,在校园里弥漫、发酵。
对林夜而言,在波士顿的春光里,公开讲座的顺利完成像一块重要的界碑,既标记着他访问学者生涯的一个高光时刻,也像投入湖水中的石子,激起了超出预期的、层层扩散的涟漪。
讲座那天的小报告厅几乎坐满。听众中有学院教授、访问学者、研究生,也有不少来自波士顿华人社区的成员,包括他采访过的几位侨领和陈伯(在洛薇薇的“陪同”下到场)。洛薇薇坐在第三排靠走道的位置,穿着一件他没见过、但她今早特意拿出来让他“审核”过的浅蓝色衬衫裙,头发在脑后松松挽起,看起来沉静而优雅。当林夜在主持人的简短介绍后走上讲台,调整话筒,目光扫过台下时,与她的视线短暂交汇。她对他微微颔首,嘴角扬起一个几乎不可见的、却让他瞬间心安的弧度。
演讲的过程比预想的要流畅。或许是因为准备充分,或许是因为那些故事(陈伯父亲日记里的片段、当代移民的日常困境、他自己对“北岸织机”的回忆)早已在他心中反复咀嚼,与他的生命体验紧密交织。他脱稿讲述,时而引用具体案例,时而穿插理论思考,语言清晰,节奏得当。他能感觉到台下听众的专注——那些学者在关键处若有所思地点头,社区成员在听到熟悉的情境时会心一笑或黯然神伤。当他讲到结尾,引用陈伯那句“迟早同我一起入土”,并抛出那个关于“我们身边正在消逝的记忆”的开放式问题时,报告厅里出现了片刻的、近乎肃穆的寂静。然后,掌声响起,热烈而持久。
提问环节持续了近四十分钟,问题五花八门,有学者追问理论细节,有学生请教田野方法,也有社区成员分享自己的经历或提出更现实的社会关切。林夜尽量坦诚回应,遇到不确定的便坦言需要进一步思考,遇到情绪化的分享则报以倾听与尊重。整个问答过程气氛积极,甚至有些热烈。讲座结束后,他被不少人围住,交换联系方式,约定进一步交流。陈伯在洛薇薇的搀扶下也走过来,老人没多说什么,只是用力拍了拍他的手臂,浑浊的眼睛里闪着光,说了句“讲得好,后生仔,冇丢我老豆嘅脸”,便摆摆手离开了。洛薇薇站在人群外围,安静地等着,直到人群渐散,她才走上前,递给他一瓶水。
“讲得很好。”她轻声说,眼里是毫不掩饰的赞许与骄傲,“特别是最后一部分,很有力量。”
“是你给的建议好。”林夜拧开水瓶,喝了一大口,才感觉喉咙的干涩得到缓解,心脏仍在为刚才的兴奋与紧张而微微加速跳动。
当晚,学院一位资深教授,也是他研究领域的知名学者,特意发邮件给他,称赞他的讲座“兼具人文温度与学术锐度”,并邀请他下周共进午餐,深入聊聊他的研究。这封邮件,无疑是一个重要的积极信号。
讲座的成功带来了后续效应。他在学院内的“能见度”显着提高,更多同事开始主动与他交流。波士顿地区另一所大学的一位研究亚裔媒体的教授,在听了讲座录音后,邀请他去参加一个小型工作坊并做分享。甚至有两家关注移民议题的本地非营利组织,通过学院联系到他,希望他能以顾问或志愿者的身份,参与他们相关的口述历史或社区记录项目。这些机会让他感到振奋,也第一次真切地感受到,自己在这里的工作,正在产生某种微小但切实的回响,与这片土地及其上的社群产生了真实的连接。
与此同时,他与洛薇薇的“共同生活”,在经历了讲座准备期的紧密协作与成功后的轻松喜悦后,进入了一种更为深入、也更为放松的新阶段。某种无形的、因“初来乍到”和“身份转换”而产生的紧张感彻底消散了。他们更自然地分享公寓空间,更自在地安排各自的时间,也更敏锐地感知对方情绪与需求的细微变化。一个周末的午后,两人都没有工作安排,便一起去市区的美术馆看一个关于“移民与艺术”的特展。漫步在展厅里,看着那些反映离散、乡愁、身份协商的艺术作品,他们常常会不约而同地在某件作品前驻足,低声交换看法——他的视角更偏向社会历史脉络,她的则更关注空间与情感的呈现方式。这种基于共同兴趣但又各有侧重的对话,充满了智性上的愉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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