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室的灯光调得很暖。1978年的水彩画《并蒂莲》摊在画案中央,张佳乐用放大镜仔细看着花瓣的笔触,那些淡彩的晕染方式有种似曾相识的熟悉感。
“你祖母的画风,”她抬起头看向林冰,“和你的线条处理很像。”
林冰正用软布擦拭那枚银质胸针。金属在灯光下泛起柔和光泽,交织的画笔与钢笔仿佛会流动。她没有抬头:“我从来不知道祖母画过画。家里人都说她只是个普通教师。”
那本薄日记摆在两人中间,泛黄的纸页散发着岁月的味道。张佳乐轻轻翻开一页,娟秀的字迹写着:
“1975年3月12日,雨。素华说,艺术是时间的琥珀,能把瞬间凝固成永恒。我们在画室里待了整整一天,画那池荷花。她的笔触总是比我大胆,敢用最深的群青去勾勒阴影,而我只敢一层层薄涂。她说我太谨慎,我说她太冒险。最后我们各画了一朵荷,放在一起看,竟是意外的和谐。”
“她们常这样一起创作?”张佳乐问。
林冰继续往后翻。另一页字迹略显潦草,墨水有些洇开:
“1977年9月,展期定了。我们选了十二幅作品,素华说要在展览当天穿一样的白裙子。文心怕太张扬,素华笑她胆小。其实我知道,文心只是担心——担心那些我们无法控制的目光。”
日记在这里中断了几页。等字迹再次出现时,笔锋变得沉重:
“火是从隔壁画室烧起来的。我们冲进去时,浓烟已经让人睁不开眼。素华先抢救了《并蒂莲》,我抱着素描本。其他十幅……全在火里。逃出来时,素华的手臂烧伤了,但她紧紧护着那幅画。”
林冰的手指停在纸页上。她翻到最后一页,那里除了那片干枯的并蒂莲花瓣,还有一行极小的字,写在纸张边缘:
“素华,他们都说我们不该在一起画画了。我明天要走了。这朵并蒂莲,分你一半。如果真有来世,我们一起把展览办完。”
房间里安静得能听见灰尘在光线中飘浮的声音。张佳乐看着那行字,忽然觉得胸口发紧。
“所以她们是被迫分开的。”她轻声说。
林冰合上日记,走到墙边。那里挂着她们从各地带回来的画作——古镇的《莲纹私语》、草原的《风与马蹄协奏曲》、雪山的《冰棱星图回响》、森林的《年轮与萤火虫地图》。每一幅的下方,都有并蒂莲的纹样,或明显,或隐晦。
“祖母晚年一直住在乡下,”林冰的声音很轻,“我小时候去看她,她总是一个人坐在院子里,看着池塘发呆。我以为她只是喜欢荷花。”
“她没跟你提过画画的事?”
“一次都没有。”林冰转过身,眼神复杂,“但她教会我认各种植物的纹理,教我分辨不同时辰的光影变化。现在想来,那些都是绘画的基础。”
张佳乐走到她身边,握住她的手。两人的手掌都微凉,但相触时渐渐暖和起来。
“我们要怎么做这个‘未完成的对话’?”她问。
林冰想了想,走到《并蒂莲》前,用手指轻轻描摹荷花的轮廓:“不临摹,不复制。我们要和她们对话——用我们的方式,回应她们的作品。”
接下来的几天,工作室变成了时光的交汇点。1978年的画作摆在一边,2023年的画纸铺在另一边。张佳乐没有直接画荷花,而是先画了一系列草图:火烧过的画室一角、散落在地的调色盘、两个模糊的背影在浓烟中相携而出。
“我想从那个夜晚开始,”她对林冰说,“从她们失去的东西开始。”
林冰则在调一种特殊的颜色。她将祖母留下的半片干枯花瓣浸泡在水中,待水染上淡淡的黄褐色,再用这水调和颜料。“用她们的花,画我们的画。”
这个过程中,“年轮”成了最安静的旁观者。这只银灰色的猫常常蜷在画案一角,琥珀色的眼睛在1978年的水彩画和2023年的画纸间来回移动,偶尔伸出爪子,轻轻碰触干枯的花瓣,仿佛在确认它的真实。
第三天下午,苏静再次来访。她带来了一箱旧物:褪色的调色板、几支秃了的画笔、一本夹着枯叶的写生簿,还有一沓用丝带捆好的信件。
“母亲的东西,”她将箱子轻轻放在地上,“我想你们可能需要。”
张佳乐解开丝带。信件没有信封,是对折的信纸,边缘已经脆化。她小心展开第一张:
“素华,展馆说我们的画‘题材敏感’。我问哪里敏感,他们说不出来,只是摇头。我们今天又去看了那个展厅,阳光从高高的窗户照进来,在地板上投下菱形的光斑。你说,要是我们的画能挂在那里,该多好。”
另一张字迹不同,更加潇洒:
“文心,别管他们说什么。画是我们的,展厅也是人建的。如果不能挂,我们就自己建一个展厅。在田野里,在星空下,让荷花和月光做我们的观众。”
信件没有日期,没有落款,只有一来一往的对话。张佳乐和林冰一封封读下去,像是在偷听一场发生在半个世纪前的深夜交谈。她们谈论色彩、光影、笔触,也谈论食堂的饭菜、宿舍的蚊帐、梦想与现实的落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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