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看其后勤。” 主角的声音愈发冰冷,仿佛凝结着北地的寒霜。他拿起一份由东宫属官秘密整理的、关于曹文诏部近月粮草拨付与消耗的粗略记录,那薄薄的几页纸,却似乎重逾千钧,承载着数千将士的生死和一支强军的陨落。“账面拨付,依照兵部核准之数,尚且不足六成。而这六成,多为陈年霉米,沙石掺杂,甚至不乏以糠麸充数者。” 他的手指点着记录上触目惊心的标注,“这些‘粮饷’,从太仓库发出,经漕运,转陆路,再至督师行辕,最后分发至各营,经手官吏胥役,层层克扣,雁过拔毛!待运抵前线,真正能分配到士卒手中的,能有三成,便已是洪承畴严加督责、曹文诏亲自盯着的‘万幸’了!”
他抬起眼,目光似乎穿透了宫殿的墙壁,看到了那些面黄肌瘦、盔甲歪斜的士兵,他们手中的刀枪,不是因为战斗而卷刃,而是因为饥饿而颤抖。“曹部之所以如此急于求战,甚至不顾警示,一头扎进湫头镇,未必全为争功贪赏,其中恐怕亦有‘就食于敌’,乃至不得不劫掠地方,方能维系军队不即刻溃散的无奈!”
这不是为曹文诏开脱,而是在陈述一个更加冰冷、更加普遍的现实。一支饿着肚子的军队,没有理想,只有本能。
王承恩脸上露出复杂的神色,既有对军纪败坏的不满,也有更深层次的怜悯,他补充道:“殿下明察。老奴……确实听闻,曹部军纪,尤其是在陕西流动作战后期,确实不佳,所过之处,百姓怨声载道,言其‘与贼无异’,鸡犬不宁。此虽为大恶,不容宽宥,然追根溯源,亦是粮饷长期不继,逼出来的祸患。当兵吃粮,天经地义。无粮则饥,饥则生乱,乱则抢掠,自古皆然,虽圣贤亦难遏之。” 他的话语带着一种阅尽世事的沧桑与无奈,点破了这残酷的循环。
陈子龙更是扼腕叹息,语气中充满了士人对国事糜烂至此的痛心与愤懑:“朝廷为剿贼御虏,加征‘三饷’(辽饷、剿饷、练饷),已是竭泽而渔,民怨沸腾,田野萧然。然即便如此,太仓库依然空空如也,前线将士依然饥寒交迫!这钱粮,并非全无征收,而是在那征收、转运、仓储、分配的漫长链条中,被无数蠹虫、硕鼠吞噬殆尽!臣尝闻,有粮道官员,勾结地方,以次充好,倒卖军粮;有仓场大使,虚报损耗,中饱私囊;甚至押运官兵,亦参与偷盗分肥!前线将士骨瘦如柴,而后方仓场却是鼠雀盈屋,肥了那些蛀虫!此等情景,何其荒谬,又何其可悲!长此以往,恐官军不为贼所破,亦将自溃于饥馑!”
(主角内心:无后勤,不军队。这是铁律!一支连基本生存都无法保障的军队,你能指望他们保持多高的士气和战斗力?又能指望他们遵守多严格的军纪?当抢劫从违纪行为变成生存手段时,这样的军队,与那些他们要去剿灭的流寇,在行为上还有何本质区别?甚至,因为披着官军的皮,拥有制式武器,他们的掠夺往往更具组织性、破坏性,因而更失民心!这简直是自毁长城的愚蠢行径!朝廷是在用自己的手,把百姓推向流寇那边!)
主角放下那份沉重的记录,在书房内踱步,烛光将他的身影拉得忽长忽短,如同此刻他心中翻腾的思绪。
“这不仅仅是个贪腐问题,”他停下脚步,目光扫过王承恩和陈子龙,“这是一个系统性的崩溃。我们来细细拆解这把‘饥饿的刀锋’是如何锻造出来,又如何反过来切割大明肌体的。”
“首先,是源头的枯竭与扭曲。”主角沉声道,“朝廷加征‘三饷’,本已是剜肉补疮。但你们可知,这些加派的饷银,从下达之日起,就走上了歧路。地方官吏视其为敛财的良机,在征收过程中,巧立名目,火耗、脚耗、票钱……层层加码,实际征收数额往往远超朝廷定额。而这些多征收的部分,大部分并未进入国库,而是流入了各级官吏的私囊。等到了需要拨付军饷时,国库空虚,只能拖欠、打折。这就形成了一个荒谬的局面:百姓承受了远超法定数额的盘剥,苦不堪言;而朝廷和军队,却依然得不到足够的给养。民心与军心,在这一出一入之间,丧失殆尽。”
王承恩凝重地点头:“老奴在司礼监,常看到地方请求缮免(免除赋税)或报告民变的奏疏,皆言民生凋敝。而兵部、户部则为军饷匮乏,互相推诿争吵不休。两相对照,可知殿下所言非虚。此乃竭天下之力,而不能养一兵之怪象。”
“其次,是运输环节的‘万花筒’式**。”主角继续深入,语气中带着一丝讥讽,“即便有那么一部分粮饷侥幸从中央拨出,通往战场的道路,也绝非坦途。漕运,陆路转运,每一个节点都是一个关卡,每一个关卡都有一群饿狼。漕工勒索,河道官员索取‘常例’,押运军官克扣‘漂没’(谎称运输途中损耗),地方州县索取‘协济’、‘打点’……一项物资,从出发地到目的地,重量和价值可能只剩下出发时的一半,甚至更少。这已经不是简单的贪墨,而是成体系、成惯例的分肥!曹文诏的粮草,恐怕还没出潼关,就已经被各类‘神仙’刮掉了一层厚厚的油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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