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暹罗新政》的宣言,如同在暹罗这片干涸的土地上降下了一场甘霖,其影响迅速超越了舆论场的喧嚣,转化为一股股汹涌澎湃的、改变现实格局的洪流。李金唐所描绘的“耕者有其田”与“工业强国、劳工保障”的蓝图,精准地刺入了暹罗社会最庞大的两个群体——农民与工人——心中最深的痛处与最热的期盼。
在东北部呵叻高原,赤红的土地在烈日下仿佛在燃烧。农民乃汶一家世代耕种着村头那片贫瘠的田地,但田地的所有权却属于远在曼谷的一位贵族老爷。每年收获的稻谷,大半都要作为地租上缴,剩下的连让全家糊口都勉强。他的父亲就是在去府城哀求减租的路上,被地主管家打断了一条腿,最终郁郁而终。
当起义军的宣传员,一个同样出身农家的年轻士兵,将《暹罗新政》的传单塞到乃汶那布满老茧和裂口的手中,并一字一句地为他解读“废除封建租佃”、“土地平均分配”时,乃汶那双被生活磨砺得近乎麻木的眼睛里,先是难以置信,继而迸发出一种近乎疯狂的光芒。
“这……这是真的?土地,真的能分给我们?”他的声音颤抖着。
“是真的!大哥!李金唐先生说了,土地就该归种地的人!我们起义军,就是来干这个的!”年轻士兵语气铿锵。
那一夜,乃汶所在的村庄彻夜未眠。村民们聚集在村老的榕树下,听着识字的人反复念诵传单上的内容,昏暗的油灯映照着一张张激动而又将信将疑的脸。
第二天清晨,当村中唯一的地主管家像往常一样带着打手来收租时,他惊愕地发现,以往温顺如绵羊的佃户们,此刻都沉默地站在村口,手里紧握着锄头、镰刀和简陋的猎枪。乃汶站在最前面,他什么也没说,只是将那份被揉得发皱的传单,用力拍在了管家带来的账本上。
管家看着人群眼中那压抑已久的怒火,以及远处道路上隐约出现的、佩戴着金红袖标的起义军工作队的身影,脸色煞白,带着人灰溜溜地逃回了城里。
消息像野火一样在东北高原蔓延。成千上万个像乃汶一样的贫苦农民,心中那点被宣言点燃的星星之火,迅速燎原。他们不再等待,他们用最直接的方式响应《新政》——他们自发地组织起来,抗拒地租,包围地主庄园,甚至直接占据了他们世代耕种却从未拥有的土地。
与此同时,起义军派出的土地改革工作队紧随其后,在武装护卫下,开始在一个个村庄建立农会,登记土地和人口,准备实施具体的分配方案。无数青壮年农民,为了保卫这即将到手的土地,也为了那个承诺的新世界,毅然决然地报名加入了起义军。“保卫土地,跟李先生走!”成了最响亮的口号。起义军的兵源,如同滚雪球般迅速扩大,其农村根基变得前所未有的牢固。这些来自土地的战士,带着对旧秩序的深刻仇恨和对新生活的炽热渴望,成为了起义军中最坚定、最勇猛的力量。
在曼谷、北榄府、春武里等工业初兴的城市和港口,另一种力量的觉醒同样震撼人心。
曼谷南部的码头区,空气中常年弥漫着河水的腥味和货物腐烂的气息。搬运工人们**着上身,在灼热的阳光下,背负着远超人体负荷的麻袋和木箱,穿梭于摇晃的跳板之间。他们的工资微薄,工作毫无保障,工头的皮鞭和警察的警棍是他们最熟悉的“管理工具”。
拉隆就是这些码头工人中的一员。他的背早已被沉重的货物压弯,肩膀上满是厚厚的老茧。他曾在一次事故中被坠落的货物砸断了两根肋骨,工头不仅不给医治,反而以“怠工”为由克扣了他的工钱。
当《暹罗新政》中关于“八小时工作制”、“最低工资保障”、“工人权益保护”的条款,通过地下渠道在工友们中间秘密流传时,拉隆那被疲惫和苦难磨蚀得近乎绝望的心,重新剧烈地跳动起来。
“这是……真的有人为我们说话了?”他喃喃自语。
在曼谷城东一家由英国资本控制的碾米厂里,工人们同样在非人的环境中劳作,粉尘弥漫,机器轰鸣,工伤事故频发,女工和童工的处境尤为悲惨。工头肆意欺压,工人们敢怒不敢言。
年轻的缫丝女工玛妮,她的手指因为长期在滚烫的水中工作而布满溃烂的伤口。她偷偷藏起了一张传单,在午休时和要好的姐妹躲在角落里,借着微弱的光线反复阅读。
“发展工业……让工人分享成果……”玛妮轻声念着,眼中闪烁着泪光,“如果真是这样,阿爸就不会累死在船厂,阿弟也能去上学了……”
希望,如同黑暗中透进的一丝光亮。工人们开始秘密串联,在地下工会组织的引导下,他们不再仅仅满足于传阅《新政》。在起义军情报人员的暗中协助下,曼谷、北榄府等地的工人们,开始以工厂、码头为单位,组建起一支支精干的工人武装分队。
他们没有正规的军事训练,但他们拥有严密的组织纪律性,对城市环境了如指掌,并且怀抱着改变自身命运的强烈决心。拉隆成为了码头工人分队的队长,他们利用对港区地形的熟悉,秘密搜集武器,破坏军政府的物资运输,为城外的起义军传递情报。玛妮所在的工厂女工们,则负责缝制起义军的袖标、旗帜,并利用工作之便,为城内的工人分队打掩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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