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边林秀娥在屋里正头疼得厉害,她昨天晚上为了给周顺昌缝补一件旧褂子,熬到了半夜,今天又早早起来忙活,暑气一蒸,就犯了头疼病。她躺在床上,盖着块薄布,正迷迷糊糊想睡会儿,就听见前堂吵吵嚷嚷的,还有周顺昌拍桌子的声音,心里纳闷,刚挣扎着起身要去看看,周顺昌就拿着休书,怒气冲冲地闯进来了,“啪”地一声把休书拍在梳妆台上,震得台上的铜镜都晃了晃。“林秀娥!你这个不知廉耻的东西!你看看你干的好事!这封休书,你赶紧签字画押,收拾你的东西,赶紧回你娘家去!别在我周家丢人现眼!”周顺昌指着林秀娥的鼻子,破口大骂,唾沫星子都喷到了林秀娥的脸上。
林秀娥被他这突如其来的怒火吓了一跳,头疼都忘了,赶紧拿起梳妆台上的休书,颤抖着双手展开。刚看了几行,她的脸就变得惨白,嘴唇哆嗦着,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一样,哗哗往下掉。“夫君,这……这是怎么回事?什么私通外男?我什么时候做过这种事啊?你是不是听了别人的闲话了?你跟我说说,到底是谁说的?”她拉着周顺昌的袖子,想跟他解释,声音都带着哭腔,委屈得不行。
“还敢狡辩!你当我是傻子吗?”周顺昌一把甩开林秀娥的手,林秀娥没站稳,差点摔倒在地,扶住了梳妆台才稳住。“王掌柜都亲眼看见了!就在福来馒头铺门口,你跟你那好侄子林小郎拉拉扯扯,他还给你递帕子,俩人说了一炷香的工夫!我周顺昌再不济,也是个有头有脸的老板,怎么能戴这顶绿帽子!你让我以后在清河坊怎么抬头做人!”周顺昌越骂越凶,脑子里全是王三胖说的那些话,根本不给林秀娥解释的机会。
林秀娥这才明白,原来是误会了!她赶紧擦干眼泪,急切地说:“夫君,你听我解释!那天是前天傍晚,小郎在城东工地搬砖,中暑晕倒了,被工友送回来,路过福来馒头铺的时候,他说头晕得厉害,我就扶他在门口的台阶上坐下,给他掏了点银子,让他去买碗绿豆汤解暑,又怕他出汗多,就把我自己的帕子给他擦汗。我跟他说让他好好休息,要是实在不行就别去工地了,我再给他找个轻点的活。我们说的都是这些正经事,哪有什么拉拉扯扯啊!王掌柜肯定是看错了,或者故意冤枉我!”她越说越急,眼泪又掉了下来,可周顺昌根本不听,他认定了林秀娥是在狡辩。“你少在这里编瞎话!我看你就是被我抓住了把柄,想蒙混过关!”周顺昌说着,就喊来二柱和阿福:“你们俩,去把她的东西收拾一下,扔到门口去!让她赶紧走!”二柱和阿福面面相觑,不敢动,可架不住周顺昌催得急,只好硬着头皮去收拾林秀娥的行李。林秀娥的行李不多,就一个旧木箱,装着几件换洗衣物和她母亲留下的几件首饰。二柱把木箱搬到门口,阿福则低着头,不敢看林秀娥的眼睛。周顺昌还觉得不解气,连推带搡地把林秀娥赶出了周家大门,“砰”地一声关上了门,还上了门闩。
林秀娥抱着那个旧木箱,站在清河坊的街口,阳光晒得她头晕目眩,可她感觉不到热,只觉得浑身冰冷。她看着那扇紧闭的大门,那是她住了三年的家,是她用心打理的家,可现在,她成了无家可归的人。街坊邻里听见动静,都探出头来看热闹,指指点点的,嘴里说着些难听的话。“啧啧,这不是周老板的媳妇吗?怎么被赶出来了?”“听说好像是不检点,跟别的男人有染。”“真可惜啊,那么好的媳妇……”这些话像针一样扎在林秀娥的心上,她的眼泪哭得更凶了,肝肠寸断,几乎要晕厥过去。她本想回娘家,可转念一想,娘家父母年纪大了,父亲有哮喘,母亲有风湿,要是知道她被休了,还被扣上了“私通外男”的罪名,指不定急出什么病来,说不定还会被乡亲们戳脊梁骨。她无依无靠,在这偌大的临安城,连个能投奔的人都没有。一时之间,绝望涌上心头,她抱着行李,踉踉跄跄地往西湖边走去——她想寻短见,觉得这样活着太丢人了,还不如死了干净。
这时候,就听路边传来一阵不成调的小调:“鞋儿破,帽儿破,身上的袈裟破;你笑我,他笑我,一把扇儿破……”声音醉醺醺的,却透着股自在。林秀娥抬头一看,只见一个疯和尚晃悠晃悠地走了过来,正是那灵隐寺的济颠和尚。他肩上扛着柄破蒲扇,扇柄都磨得发亮了;腰里别着个老葫芦,葫芦口还滴着几滴黄酒;头发乱糟糟的,用一根绳子系着,上面还沾着片树叶;脸上脏兮兮的,可那双眼睛却亮得很,像装着两颗星星。他醉醺醺地晃着脑袋,脚下打着趔趄,看见林秀娥抱着箱子哭成泪人,就停下脚步,把蒲扇往肩上一扛,凑了过来,一股酒气混着檀香的味道飘了过来。“阿弥陀佛,善哉善哉。女施主,你这是咋了?哭得跟个泪人似的,是丢了银子,还是丢了汉子啊?”济公说话颠三倒四的,可语气里却带着点关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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