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6月下旬,太行山脉深处,八路军129师后方整训基地
晨雾还没散尽,山谷里就传来了整齐的刺杀声。陈惊雷光着膀子,露出结实的臂膀,正领着独立营的战士们进行刺杀训练,他手里的木枪杆被磨得发亮,每一次突刺都带着风声,喊杀声震得雾霭翻滚。三个月前黑风口、柳林镇两战告捷后,根据军区命令,独立营撤回根据地进行整训,原本不足百人的队伍,如今已扩充到两百余人——有附近参军的青年农民,有收编的伪军反正人员,还有从主力部队调拨来的骨干。
“刺!杀!突刺!”陈惊雷的吼声铿锵有力,汗水顺着他的额角往下淌,滴在脚下的红土地上。队伍分成了三个方阵:老兵带着新兵练刺杀,枪杆相撞的脆响此起彼伏;另一侧的空地上,赵铁锤正指导机枪手进行短点射训练,几挺缴获的九二式重机枪架在临时构筑的土坡上,射手们轮流操作,枪口喷出的火舌划破晨雾,远处的靶标被打得木屑飞溅;老周则领着爆破班在山谷尽头练习炸药包捆扎和地雷布设,他们用黄土和树枝模拟碉堡,战士们蹲在地上,小心翼翼地调整导火索长度,旁边堆着一堆边区兵工厂造的黑色炸药,包装纸上印着简陋的“抗日必胜”字样。
“营长,军区派来的训练组到了!”通讯员小豆子气喘吁吁地跑过来,手里还攥着一份盖着红章的通知。他现在已经褪去了稚气,腰里别着一把驳壳枪,是柳林镇战斗后的奖励,脸上的皮肤被晒得黝黑,眼神却愈发坚定。
陈惊雷停下训练,用毛巾擦了擦汗,朝着山口望去。只见三位穿着八路军制服的干部正走过来,为首的是军区参谋处的李参谋,肩上挎着一把快慢机,身后跟着两位分别精通战术和政工的教官。“陈营长,奉命来协助你们整训!”李参谋握住他的手,语气爽朗,“总部刚下发了第二期整军训令,要求三个月内练强五大技术,你们独立营是主力外围的尖刀,可得抓紧!”
两人边走边谈,李参谋从公文包里掏出一份编制表:“根据师部指示,给你们补充二十支汉阳造、三挺捷克式轻机枪,还有五十枚手榴弹,都是黄崖洞兵工厂新生产的。另外,调给你们两名懂日语的干事,负责敌军工作;再派三名医务兵,充实卫生班——现在打仗,既要能打,也要能救。”
陈惊雷眼睛一亮,这些装备对缺枪少弹的独立营来说简直是雪中送炭。他领着李参谋参观训练场地,指着正在练习投弹的新兵:“这些娃娃们劲头足,但战术动作不规范,正需要教官们指点。还有那些反正的伪军,枪打得不错,就是思想上还有顾虑,政工工作得跟上。”
“这正是整训的关键。”李参谋点点头,“政治整训和军事训练要同步抓,每天早晚各一小时政治学习,讲抗战形势,讲党的政策,还要发展新党员,建强连队党支部。军事上,除了五大技术,还要练近战、夜战和伏击战术,总部要求每个连都能独立完成游击作战任务。”
就在独立营如火如荼整训的同时,百公里外的八路军129师司令部,一场关乎太行抗日局势的会议正在召开。
司令部设在一座隐蔽的山村里,几间土房被绿树环绕,门口的哨兵警惕地注视着四周。屋内,师长刘伯承、副师长徐向前正围着一张巨大的军用地图,手指在地图上比划着。墙上挂着一盏煤油灯,灯光映照着两人凝重的脸庞,地图上用不同颜色的图钉标注着日军据点、我军根据地和交通线。
“日军第20师团一部正在平汉线西侧增兵,企图封锁我们与冀中根据地的联系。”刘伯承扶了扶眼镜,声音沉稳,“柳林镇拿下后,我们打开了一个缺口,但鬼子肯定会反扑。独立营经过整训后,要承担起袭扰平汉线、牵制日军兵力的任务。”
徐向前指着地图上的邢台至邯郸段:“这里有鬼子的三个据点,相互呼应,粮草弹药都靠铁路运输。可以让独立营联合地方游击队,搞一次破袭战,切断他们的补给线。另外,要通知地方政府,发动群众坚壁清野,让鬼子在根据地寸步难行。”
这时,政治部主任张浩走进屋来,手里拿着一份报告:“各根据地的参军热潮很高,三个月内扩充了三个团的兵力,但武器装备还是缺口很大。黄崖洞兵工厂的产量虽然翻了番,但还是赶不上部队发展的速度,很多新兵还得用长矛和鸟铳。”
“困难是暂时的,但办法总比困难多。”刘伯承语气坚定,“一方面要继续靠战斗缴获补充,另一方面要发动群众,收集民间铁器,支援兵工厂生产。另外,要加强与友军的统战工作,争取他们的物资支持,虽然国民党顽固派处处刁难,但还是有不少爱国将领愿意合作。”
会议一直开到深夜,最终定下了“以整训强战力,以游击破封锁”的战略部署,命令独立营整训结束后,即刻开赴平汉线西侧,开展敌后游击作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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