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教授的邀请,为伊拉打开了一扇通往更广阔天地的大门。成为省农科院“可持续农业发展模式探索”项目的特约研究员(对外更接地气地称为“实践指导专家”),意味着她的实践和经验将不再局限于红星大队和青山绿水联合社,而是有机会在更广袤、更多样的土地上播撒种子。
项目组给予了她相当大的自主权,允许她自行选择一至两个具有代表性的试点区域。选择哪里,成了伊拉面临的首要问题。
【宿主,建议基于以下维度筛选:生态类型代表性(如山区、丘陵、平原、水网)、经济发展水平(贫困、中等、相对富裕)、现有生产结构(农耕、林业、牧业、渔业为主)、基层组织领导力强弱。】系统迅速列出了分析框架。
伊拉铺开全省地图,结合系统数据库里有限的区域资料和自己有限的见闻,开始筛选。条件太好的地区,缺乏改变的迫切性,推广新模式阻力可能更大;条件太差的,基础过于薄弱,可能难以承载新模式的投入和要求。她需要找一个“中间地带”,有代表性,有潜力,也有一定的改变意愿。
她想起了之前巡回指导时去过的几个地方。最终,她的目光锁定在了两个区域:
一是位于本省西北部的“苦水坪”公社。那里是典型的干旱山区,土地贫瘠,水资源极其匮乏,老百姓靠天吃饭,是出了名的贫困地区。但那里光照充足,有一定面积的缓坡地,民风相对淳朴。挑战极大,但如果能在这里成功,示范效应将非常显着。
二是位于本省中南部的“芦苇荡”公社。那里是水网湖区,地势低洼,易涝易渍,传统水稻种植产量不稳定,但水资源丰富,水产养殖有一定基础,只是缺乏科学规划和技术。这里的挑战在于如何应对水患,发展生态水产和适应性农业。
“先去‘苦水坪’。”伊拉做出了决定。她深知,解决干旱贫困地区的生存与发展问题,意义更为重大,也更能检验她这套模式中关于资源循环利用、节水农业等环节的实效。
她没有立刻以省农科院专家的身份大张旗鼓地下去,而是选择了最朴素的方式——带着简单的行囊和吴教授开具的介绍信,坐上了前往苦水坪所在的县城的班车,然后再转乘当地那种颠簸得能把人五脏六腑都挪位的拖拉机,一路风尘仆仆地来到了苦水坪公社。
公社书记姓赵,一个皮肤黝黑、嘴唇干裂、眉头紧锁的中年汉子。他接过伊拉递来的、盖着省农科院大红印章的介绍信,反复看了几遍,又上下打量着眼前这个过分年轻、穿着朴素却眼神清亮的姑娘,脸上写满了怀疑。
“省里来的专家?就你?”赵书记的语气里带着明显的不信任,“小姑娘,我们这苦水坪,可不是你们城里娃娃搞调查研究、写写画画的地方。这里穷,缺水,地里刨不出食儿,没啥好‘研究’的。”
伊拉并没有因对方的轻视而气恼,她平静地笑了笑:“赵书记,我不是来调查研究的,我是想来看看,能不能和大家一起,想想办法,看能不能让这地里,多刨出点食儿来。”
她的态度不卑不亢,话语实在,让赵书记的眉头稍稍松动了些,但疑虑并未完全打消:“办法?能想的办法我们都想过了,打深井,成本太高;修水渠,水源太远……难啊!”
“能不能先让我在咱们公社各处看看,了解一下具体情况?”伊拉提出请求。
赵书记挥挥手,叫来一个年轻干事:“小刘,你带这位……伊拉同志,到处转转。注意安全。”语气依旧敷衍。
小刘干事是个二十出头的小伙子,对伊拉这个“省里来的专家”倒是充满好奇,骑着辆叮当响的自行车,载着伊拉开始在苦水坪的沟沟坎坎里穿行。
眼前的景象比伊拉想象的更为严峻。大片黄褐色的土地裸露着,裂缝纵横,像老人干枯皮肤上的皱纹。稀稀拉拉的玉米苗蔫头耷脑,植株矮小,叶片卷曲。仅有的几处水源,要么是浑浊的小水洼,要么是深井旁排着长队等水的人群,眼神麻木。村庄里的房屋多是低矮的土坯房,显得毫无生气。
【环境扫描:年均降水量不足400毫米,蒸发量远超降水量。土壤有机质含量低于0.5%,普遍缺氮、严重缺磷。主要种植作物为耐旱但低产的谷子、玉米和土豆。】系统给出了冰冷的数据,印证着这片土地的贫瘠。
伊拉的心情沉重,但并没有绝望。她仔细观察着地形、植被、土壤结构,甚至蹲下身用手捻起土块仔细查看。她看到一些坡地上有简陋的、用石头垒起的拦截雨水的矮坝(当地叫“水簸箕”),但规模小,效果有限。她也看到有些农户院子里有积雨水的水窖,但管理粗放,水质堪忧。
“小刘,咱们这里,养猪养鸡的人家多吗?”伊拉问。
“不多,人都没水喝,哪有多余的水和粮食喂猪鸡?偶尔养几只,也是散养着,自己找食吃,长得慢。”小刘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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