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成六岁傻崽后我靠系统带飞 第211章 流动

回到地区农技推广站，伊拉还没来得及喘口气，各种无形的压力便接踵而至。

首先是来自地区内部的一些不同声音。五个公社的试点工作动静不小，占用了一定的专项经费和领导注意力，这自然触动了一些人的神经。某些原本就对伊拉这个“空降”的年轻专家不服气，或者自身负责的工作领域进展缓慢的干部，开始阴阳怪气。

“哟，伊拉专家回来了？又是去给哪个公社送‘锦囊妙计’了？”

“年轻人有想法是好事，但也要注意影响嘛，不能把摊子铺得太大，万一哪个点出了纰漏，不好收场啊。”

“听说石头坪在搞爆破？这安全责任谁负？可别好事变坏事。”

这些风言风语通过不同渠道传到伊拉耳中，她只是置之一笑，并未放在心上。她深知，改革必然会触及原有的利益格局和思维定式，用实绩说话是最好的回应。

然而，更实质性的压力来自于下面。五个公社的试点工作推开后，一些深层次的矛盾和“历史旧账”开始浮出水面。

青松岭公社刘书记写来汇报信，除了报喜第一批木耳长势良好外，也委婉提到，公社内部对于木耳产出后的收益分配方案产生了分歧。是全部归集体，再按工分分配？还是给参与种植的社员一定比例提成？不同生产队之间因为投入的劳力、管理的菌床数量不同，也存在着攀比和争执。

白沙溪公社何书记则遇到更棘手的问题。用水者协会虽然选出来了，章程也定了，但在实际执行第一轮渠道清淤任务时，下游一个生产队以劳力不足为由，出工不出力，引发了上游生产队的强烈不满，刚刚建立的脆弱互信面临破裂风险。

甚至连进展相对顺利的东风公社和杨柳桥公社，也遇到了新问题。东风公社的沼气池在冬季产气率明显下降，影响了部分社员的使用信心；而杨柳桥编织小组的妇女们，则因为第一批工艺美术服务部的订单利润分配问题，与公社管理层产生了一些小摩擦。

这些问题，看似具体琐碎，却都指向了同一个核心：生产关系的调整，远比引进一项新技术要复杂得多。 它涉及到利益的重新分配、权责的清晰界定、以及人们长期形成的观念和习惯的转变。

伊拉的办公室灯光，常常亮到深夜。她伏案疾书，针对每个公社的问题，结合系统提供的“合作经济管理案例库”和“组织行为学分析”，给出详尽的建议。

她给青松岭回信，建议他们召开社员代表大会，民主商议制定一个兼顾集体积累和个人激励的、透明的收益分配方案，并建立生产责任制，将管理效果与个人收益挂钩。

她给白沙溪去信，建议何书记和用水者协会会长一起，召集那个“耍滑”的生产队负责人和社员代表，不是批评，而是共同核算清淤带来的长期灌溉效益和不清淤可能导致的减产损失，并将清淤任务完成情况与下一轮用水配额直接联动，用规则和利益引导行为。

她指导东风公社的技术员，如何通过增加覆盖物、添加促进低温发酵的菌剂等方式提升冬季沼气产量，并强调这是正常现象，需要向社员做好解释和科普工作。

她协助杨柳桥公社细化订单利润的分配方案，明确原材料成本、手工费、集体提成和管理费的比例，做到账目公开，让妇女们明明白白看到自己劳动的价值。

这些回复，不再是单纯的技术指导，而是融合了管理学、经济学和社会心理学的综合解决方案。伊拉就像一位经验丰富的“乡村医生”，不仅要治标，更要设法调理机体，激发其自身的活力。

在这个过程中，她与系统（有时她戏称它为“光光”）的交流也更加深入。

“光光，模拟一下，如果青松岭采用三七开的分配方案（集体三，个人七），对长期集体积累和社员积极性的影响概率。”

【正在建立数据模型……模拟运行中……结果显示，短期内社员积极性提升显着，长期看需注意集体积累不足导致的公共设施投入乏力风险。建议可设置阶梯式分配，或明确集体积累资金的用途，如用于菌种更新、技术培训等，让社员看到集体投入带来的回报。】

“分析白沙溪用水协会章程中，关于惩罚条款的威慑力与可执行性。”

【条款威慑力中等，但可执行性偏低，缺乏有效的监督和强制措施。建议引入“信用积分”概念，将用水行为与生产队年度评优、其他资源分配适度挂钩，增加违约成本。】

系统的强大算力和知识库，成为伊拉应对这些复杂人际与社会难题的“外挂大脑”，让她能更精准地把握问题的关键，提出更具操作性的建议。

就在伊拉忙于处理各公社反馈的问题时，一天晚上，张建国副专员的秘书突然来到她的办公室，脸色凝重。

“伊拉同志，张专员请你过去一下。”

伊拉心中一凛，预感有重要事情发生。她跟着秘书来到张专员的办公室，发现除了张专员，还有地区计委和农业局的两位主要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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