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成六岁傻崽后我靠系统带飞 第195章 科研基金

大学生创新科研基金的申报，在省农大是一件备受瞩目的事情。这不仅关乎一笔不菲的研究经费，更是对学生科研能力和创新潜质的最高认可，获得资助的项目往往能在后续的学术竞赛乃至毕业分配中占据先机。

伊拉在钱教授的悉心指导下，几易其稿，最终提交了一份题为《乡村韧性系统的构建机制与演化路径——基于三个“伊拉模式”推广点的追踪比较研究》的申报书。这份申报书，不仅清晰地阐述了研究背景、意义和目标，更详细规划了实地调研、数据收集（包括量化数据和丰富的质性访谈）、分析方法以及预期的理论与实践产出。

评审答辩会在一个周五下午举行。小小的会议室里坐着七八位来自不同学科的评审专家，气氛严肃。伊拉是最后一个答辩者。她前面几位同学，有的研究粮食价格波动模型，有的探讨农业机械化推广策略，理论框架复杂，数学模型精巧，引经据典，听得评审们频频点头。

轮到伊拉时，她深吸一口气，走上了讲台。她没有使用花哨的幻灯片，只是用清晰沉稳的声音，结合手绘的简单图表，开始陈述。

她首先介绍了“伊拉模式”的核心理念与实践成效，但很快便将重点转向了更深层的追问：“……模式可以被复制，但其内在的韧性从何而来？是什么让这些社区在面对气候变化、市场波动乃至内部管理挑战时，能够适应、调整甚至创新？这是本研究试图回答的核心问题。”

她提出了基于社区社会资本、知识学习与创新、以及多层次治理互动的分析框架，并详细介绍了选取红星公社（发源地）、柳林公社（水塘循环型）和前进大队（山区小循环型）作为比较案例的理由和研究设计。

“……我们将不仅收集产量、收入、能源替代率等量化数据，更将通过深度访谈、参与式观察，去理解社员们如何形成集体行动规则，如何传播和改良技术，如何在利益分配中达成共识，以及外部政策与市场信号如何被本地化解读和应对。”伊拉的声音不高，却带着一种穿透力，“我们认为，这些‘软性’的、过程性的因素，是理解乡村系统能否持续焕发活力的关键。”

她的陈述结束后，会议室出现了短暂的沉默。一位戴着厚厚眼镜、主要从事数理经济研究的评审老师率先提问，语气带着明显的质疑：

“伊拉同学，你的研究设计听起来更像一份社会学或人类学的田野调查计划。你提到的‘社会资本’、‘集体行动’这些概念，如何量化？如何保证你收集的访谈资料不是主观的、片面的？没有严谨的数学模型和可靠的计量分析，你如何确保研究结论的科学性和普适性？”

这正是之前郑教授批评的延续，也是主流经济学研究范式对质性研究的典型质疑。会议室里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伊拉身上。

伊拉没有慌张，她早有准备。

“老师，您的问题非常关键。”她平静地回应，“我们承认，社会现象的确比自然现象更复杂、更难量化。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不重要或无法研究。我们计划采用混合研究方法：一方面，我们会设计量表对社区信任、合作规范等进行半量化测度；另一方面，我们会通过三角验证（不同来源信息交叉核对）、返回受访者确认等方式，尽力保证质性资料的信度和效度。”

她顿了顿，目光扫过在场的评审，语气更加坚定：

“更重要的是，我们认为，对于中国乡村这样具有深厚历史积淀和复杂社会文化背景的研究对象，纯粹的数理模型可能会过滤掉许多关键信息。正是这些看似‘模糊’的互动过程、地方性知识和社区情感，构成了乡村系统应对风险的‘缓冲垫’和创新发展的‘土壤’。忽略它们，我们可能无法真正理解为什么同样的政策、同样的技术，在不同的乡村会产生截然不同的效果。我们的研究，正是试图弥补现有研究中对这些‘微观基础’关注的不足。”

另一位主要从事农业技术推广研究的女教授点了点头，开口问道：“伊拉同学，你提到三个案例点，你对获取这些深入的一手资料有多大把握？尤其是涉及利益分配、内部决策等可能敏感的话题。”

“我有充分的把握。”伊拉肯定地回答，脸上露出一丝源自实践底气的微笑，“这三个案例点，我都非常熟悉，与当地的干部和核心社员建立了深厚的信任关系。红星公社是我的家乡，柳林公社和前进大队在推广‘模式’过程中，我们也保持了长期的交流与合作。这种基于长期互动和共同事业建立的信任，是进行深度调研的重要基础。事实上，本研究的一部分初步构想，就来源于与他们在通信中探讨的实际问题。”

她举了个例子，提到了前进大队赵永强在推行新工分办法时遇到的争议及最终通过社员讨论达成妥协的过程，以及柳林公社老马书记如何利用水塘资源巧妙化解养殖规模扩大与沼液消纳压力的案例。这些真实、生动、带着泥土气息的故事，让之前有些抽象的“机制”和“路径”顿时鲜活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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