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成六岁傻崽后我靠系统带飞 第115章 暗流与“种子”的抉择

1967年的夏天，在一种诡异的割裂感中向前推进。一方面，地里的玉米在社员们见缝插针的照料下，总算勉强抽出了天花，虽然长势瘦弱，但总算有了点庄稼的样子；另一方面，外界的消息通过各种渠道零散地传来，尽是些令人不安的字眼：武斗、夺权、停课……红星生产队这座孤岛，仿佛随时可能被外面的惊涛骇浪吞没。

王卫东等人越发活跃，他们似乎得到了某种上级“战斗队”的默许或支持，在屯子里的话语权日渐增大。他们开始不满足于口头批判，试图插手生产队的实际管理，指责张建军书记“保守”、“只抓生产不问政治”，甚至提出要重新划分自留地，搞“平均主义”。

张书记凭借着多年积累的威望和大多数社员的拥护，勉强顶住了压力，但明显感到力不从心，鬓角的白发多了许多。生产队的运转，靠着一种朴素的生存本能和惯性在维持。

伊拉的“地下”工作也进入了最艰难的时期。王卫东的疑心并未消除，反而因为上次搜查未果而更加执着。伊拉家附近，时常有陌生或半陌生的面孔晃悠，像是在监视。她不得不将秘密接诊的频率降到最低，且更加变幻莫测，有时甚至在白天利用下地干活休息的间隙，在玉米地里完成简单的诊断和口授方子。

药材的来源也几乎断绝。药圃不敢再去，仅靠以前的一点库存和零星采集，已是杯水车薪。她更加依赖“土法”和针灸，但这对于一些需要药材持续调理的慢性病，效果有限。看着一些病人的病情因为断药而反复，伊拉心中充满无力感。

就在这时，一个意想不到的转机出现了。一天深夜，周薇冒着极大的风险，偷偷来到伊拉家，带来了一个包裹。包裹里是几本被精心伪装过的书——封面是《**选集》，里面却是被掏空后放入的医学书籍，还有一小包用油纸包裹的、非常珍贵的西药片剂，主要是消炎药和止痛药。

“是我家里想办法捎来的，”周薇压低声音，语速很快，“他们听说这边的情况，很担心。药不多，你用在刀刃上。书……也许以后能用上。”周薇的眼中闪烁着担忧和决绝，她知道做这件事的风险有多大。

伊拉握着那包沉甸甸的药和书，喉咙哽咽，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这不仅是雪中送炭，更是在黑暗中传递的一份沉甸甸的信任和希望。

【获得外部秘密援助（药品与书籍），在极端困境下感受到同盟支持，希望与责任感同步增强。奖励积分 50点。】

【宿主当前积分：5413点。】

这份珍贵的援助让伊拉稍稍缓了口气，但也让她面临一个严峻的抉择：这些极其有限的西药，应该用在谁身上？是按照病情轻重？还是按照关系的亲疏？亦或是……考虑其对集体的价值？

她第一次如此直接地面对医疗资源分配这个残酷的伦理问题。思考再三，她定下了原则：优先用于可能危及生命、且土法难以控制的急性感染和剧痛，不分对象。她要用这有限的资源，尽可能多地挽回生命，减轻最极致的痛苦。

一天，王卫东那个小团体里的一个知青，在参与公社所谓的“文攻武卫”时，不慎从高处跌落，小腿开放性骨折，伤口污染严重，发起高烧，情况危急。公社卫生所一片混乱，根本无人负责。其他知青慌了神，抬回生产队，却求医无门。

有人悄悄给伊拉递了话。伊拉陷入巨大的矛盾中。救，等于承认了自己“地下医生”的身份，风险极大；不救，这是一条年轻的生命，而且见死不救违背了她学医的初心。

父母坚决反对：“拉拉，不能救！那是王卫东的人！救好了未必领情，救不好或者走漏风声，咱们家就完了！”

伊拉在屋里踱步，内心激烈挣扎。她看着窗外漆黑的夜，想起了李大夫的教诲，想起了自己立下的誓言。最终，她对父母说：“爹，娘，我是医生。在我眼里，只有病人，没有派别。如果因为怕事就见死不救，我学这身本事还有什么用？”

她趁着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刻，悄悄摸到那个知青的住处。检查伤口，情况很糟，已经出现感染性休克的迹象。她毫不犹豫地用上了周薇带来的珍贵消炎药，进行了清创、固定，并用了大剂量的清热解毒草药内服外敷。她守了大半夜，直到对方体温略有下降，生命体征趋于平稳，才留下后续的草药和护理 instructions，悄然离开。

这件事做得极其隐秘，伤者和知情者都三缄其口。但世界上没有不透风的墙，风声还是隐隐传了出去，只是变得模糊不清。有人说伊拉心善，不计前嫌；也有人猜测是李大夫暗中出手。王卫东的态度变得有些复杂，他依然敌视伊拉代表的“旧事物”，但这次事件似乎在他坚定的意识形态上撬开了一丝缝隙。

夏末，一场突如其来的雹灾袭击了部分地区，包括邻近的一个公社。伤亡惨重，医疗资源极度匮乏。县里（如果还能称为有效的“县里”的话）发出了混乱不堪的求助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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