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双螺旋：从遗物到遗产的智慧 第2章 明代乡约的“官民协同”转型

——从民间自治到国家治理的融入

第一节：王阳明与《南赣乡约》心学思想与乡治实践的深度融合

一、南赣之乱：王阳明乡约实践的时代困局与治理契机

明正德年间，南赣（今赣南、闽西、粤北交界地带）地处赣、闽、粤、湘四省交界，素有“山高皇帝远”之称。这里群山连绵，武夷山脉、南岭山脉纵横交错，交通闭塞，成为朝廷权力辐射的薄弱地带。

更复杂的是，这片土地上族群杂处：中原南迁的客家移民聚族而居，畲族、瑶族等少数民族部落散居山间，本地土着宗族固守祖地，多元群体的利益交织使得矛盾冲突一触即发。

明代中期，土地兼并之风愈演愈烈，南赣地区的豪强地主趁机大肆侵占民田，失地农民要么沦为佃户，要么逃入深山沦为“流民”，甚至铤而走险成为“盗贼”。据《明实录·武宗实录》记载，正德初年，南赣“盗贼蜂起，大者数千人，小者数百人，攻掠州县，屠戮乡民，村落为墟者不可胜数”。

正德四年（1509年），詹师富在福建漳州起兵，攻占龙岩、漳平；正德六年（1511年），谢志山在江西南安聚众，连破南康、赣州数县；正德七年（1512年），池仲容在广东和平作乱，控制浰头地区数十年，官府多次围剿均以失败告终。

除了流民作乱，宗族械斗也是南赣治理的顽疾。客家移民与本地宗族为争夺水源、土地频繁爆发冲突，甚至出现“一村举事，全族响应，械斗数月不休”的局面。赣南地方志《南安府志》记载，正德八年（1513年），大余县庾岭乡的客家钟氏与本地陈氏因争占山林引发械斗，双方动用刀枪弓箭，死伤三十余人，官府介入后仍无法彻底平息。

与此同时，少数民族部落与汉人的矛盾也日益尖锐，畲族首领蓝天凤率领部众占据桶冈山区，与官府对抗十余年，声称“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

正德十一年（1516年），王阳明以都察院左佥都御史巡抚南赣汀漳，走马上任时面对的是“官府政令难达，民间秩序崩坏”的双重困境。一方面，传统的里甲制度因战乱彻底瓦解：里长、甲首或死于兵祸，或投靠豪强，户籍档案散佚，国家无法有效掌控人口与土地，赋税、徭役难以征收；

另一方面，民间自治组织完全失灵：宗族势力要么被豪强操控，成为欺压弱小的工具，要么在宗族械斗中内耗殆尽，而少数自发形成的民间规约，因缺乏权威支撑，根本无法约束众人行为。用王阳明在《请疏通盐法疏》中的话来说，南赣已是“纲纪荡然，礼教尽废，民不知有法，法不知有民”。

南赣的乱局本质是“礼法失序”——百姓既不信官府的严刑峻法（此前官府多次以重兵围剿，反而激化矛盾），也失去了民间道德约束的根基（传统的乡规民约、宗族家训在战乱中失效）。

王阳明抵达南赣后，并未急于用兵，而是深入乡村走访，与乡绅、老农、甚至归顺的“盗贼”交谈，最终得出结论：“民风不善，由于教化不明；民心不安，由于未有表率。”他敏锐意识到，单纯的军事镇压只能治标，唯有重建基层道德秩序，唤醒百姓的道德自觉，才能实现“长治久安”。

而其心学思想中的“致良知”“知行合一”理念，恰为破解这一困局提供了理论支撑。王阳明认为，“良知”是人人与生俱来的道德本性，“不假外求，吾性自足”，无论是普通百姓还是“盗贼”，心中都存有“是非之心、羞恶之心”，只是被私欲、愚昧遮蔽；

而“知行合一”则强调“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道德认知必须转化为实际行动，才算真正的“致良知”。将这一思想应用于治理，就是要通过教化唤醒百姓的“良知”，让他们自觉遵守道德规范，而非单纯依靠法律的强制约束。这一认知，成为《南赣乡约》区别于宋代乡约的关键内核——宋代乡约侧重“制度约束”，而王阳明的乡约侧重“心性觉醒”。

二、《南赣乡约》的文本建构：心学理念的制度化落地

正德十二年（1517年），王阳明平定詹师富、谢志山等叛乱后，并未停下脚步，而是于同年十月在赣州颁布《南赣乡约》，全文共十六条，看似简洁却处处渗透着心学思想的逻辑。

与《吕氏乡约》的“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四大宗旨不同，《南赣乡约》开篇即直指人心：“同约之人，皆宜孝尔父母，敬尔兄长，教训尔子孙，和顺尔乡里。死丧相助，患难相恤，善相劝勉，恶相告诫，息讼罢争，讲信修睦，务为良善之民，共成仁厚之俗。”

这段话的核心，是将道德要求直接指向个体的“良知”觉醒。王阳明在《传习录》中反复强调：“孝悌忠信，仁义礼智，皆吾心之良知也。”在他看来，孝顺父母、尊敬兄长不是外在的教条，而是人内心本有的“天理”，乡约的作用不是强加一套规则给百姓，而是引导人“致其良知”，将内心的善念转化为对待父母、兄长、邻里的实际行动。为了让百姓理解这一点，王阳明特意在乡约文本中加入“解说”，用通俗的语言阐释心学要义，例如解释“孝父母”时写道：“父母生我育我，恩重如山，不敬父母，是昧其良知；不爱父母，是丧其本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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