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怀远的赠书还在散发着油墨的清香,川南陈乡绅的信件尚在回复之中,王墨水来自沦陷区的密报带来的激荡还未完全平复,另一股全新的、带着异域气息的风,吹进了七星岗的阁楼。
经过胡风数轮谨慎的接触与背景核查,那位名为玛丽·温斯洛的美国女记者,终于获得了面见贾玉振的许可。
会面地点没有选在喧闹的茶馆或敏感的报馆,而是在希望基金旗下、位置相对僻静的一处夜校教室。
这里既有生活的痕迹,又带着求知的氛围,符合玛丽希望看到的“真实”。
玛丽·温斯洛大约三十五六岁年纪,穿着利落的卡其布裤装,金发挽成一个简单的髻,鼻梁上架着一副黑框眼镜,眼神锐利而充满好奇。
她带着一名沉默寡言的中年华人翻译,但令人意外的是,她的中文竟带着几分生硬却清晰的腔调。
“贾先生,苏女士,非常感谢你们愿意接受采访。”玛丽开门见山,没有过多的寒暄,她拿出笔记本和钢笔,
“我在美国读过斯诺先生的《红星照耀中国》,他对贵国西北角的报道令人印象深刻。而您,贾先生,您和您的‘希望基金’,似乎在另一个维度,展现了战争中的中国。”
贾玉振微微一笑,没有接“另一个维度”的话茬,而是指了指教室墙壁上贴着的《我们的脚印》栏目剪报、孩子们稚嫩的识字作业,以及角落里堆放的一些工坊半成品。
“温斯洛女士,这里没有宏大的叙事,只有普通中国人如何在战火中挣扎求存,并试图为自己和后代创造一点点微光的故事。您感兴趣的真实,或许就在这里。”
玛丽的目光立刻被墙上的内容吸引。
她仔细阅读着《我们的脚印》中女工们朴实无华的话语,端详着苏婉清那组《她们的手》的画作,眼神中流露出惊讶与动容。
“不可思议……”她低声对翻译说了一句,随即转向贾玉振,“贾先生,在美国,很多人通过官方渠道了解到的中国抗战,是军队的调动、战役的得失、外交的博弈。
但您这里展现的,是一种……源自社会底层的、顽强的生命力。这种力量,似乎比任何武器都更难以被摧毁?”
“国家的脊梁,不仅在于前线将士的英勇,也在于后方每一个普通人的坚韧。”贾玉振平静地回答,
“我们失去了一些城市,一些土地,但只要这种求生的意志、这种对更好生活的渴望没有熄灭,这个民族就永远不会被真正征服。《不屈的翅膀》唱的,就是这种精神。”
他带着玛丽参观了隔壁的制皂工坊。
妇女们正在忙碌,空气中弥漫着皂角和油脂混合的气味。
贾玉振没有过多解释原理,只是指着那些收集来的、经过处理的废弃油脂,和女工们灵巧的双手。
“看,她们正在将别人眼中的‘废物’,变成洁净自身、补贴家用的‘希望’。
这不仅仅是生产一块肥皂,这是她们在夺回对自己生活的一部分掌控权。”
玛丽认真地观察着,不时在本子上快速记录,或用她随身携带的小相机(在征得同意后)拍下一些不涉及正脸的场景。
她看到女工们虽然衣着简朴,但眼神专注,彼此间有时还会低声交流几句,甚至传来轻轻的笑声。
这与她想象中战时后方的悲惨与麻木截然不同。
回到夜校教室,玛丽的提问变得更加深入。
“贾先生,您的《未来之书》描绘了战后的蓝图,但现实中,贵国政府似乎对您这样的民间行动抱有相当的……警惕?
您如何看待这种矛盾?您认为您所倡导的这一切,在中国有实现的土壤吗?”
这是一个相当尖锐的问题。胡风在一旁微微蹙眉。
贾玉振沉吟片刻,答道:“一个健康的肌体,既需要骨骼(政府与军队),也需要血肉(社会与民众)。我们所做的,是试图让血肉更丰满,更有活力。这并非对抗,而是补充与滋养。至于土壤……”
他拿起一本《平民千字文》,“这片土地上的人民,历经苦难,却始终未曾放弃对‘安居乐业’的向往。这向往,就是最肥沃的土壤。
我们所做的,不过是顺应这片土壤的需求,播下一些或许能生根发芽的种子。
能否长成参天大树,取决于时代的风雨,也取决于我们持续的努力,以及……更多人的觉醒与加入。”
他没有直接批评政府,而是巧妙地将其置于“骨骼”的位置,强调了民间“血肉”的重要性,既回答了问题,又避开了政治陷阱。
采访持续了近三个小时。结束时,玛丽·温斯洛合上笔记本,神情肃然。
“贾先生,苏女士,非常感谢你们。这次采访让我看到了一个……不一样的,更有深度和韧性的中国。
我想,斯诺先生看到了中国的‘红星’,而我今天,或许看到了中国的‘底色’——那种在最深重的黑暗中,依然顽强闪烁的、源自普通人的希望之光。
我会尽力将我所见到的,真实地告诉英语世界的读者。”
她用力地与贾玉振和苏婉清握手,然后在那位沉默翻译的陪同下,离开了夜校。
几周后,胡风设法弄到了一本航空寄来的美国《时代》周刊。
在其中的国际版块,赫然刊登着玛丽·温斯洛的长篇报道,配图是那张《她们的手》的组画(已获苏婉清授权)。
文章的标题颇为醒目:《“希望”的实验:在重庆的废墟与迷雾中》。
报道详细描述了她在希望基金的所见所闻,重点着墨于《我们的脚印》栏目所展现的透明与务实,工坊女工们的故事,以及贾玉振关于“骨骼与血肉”、“土壤与种子”的论述。
她没有将贾玉振塑造成一个反叛者,而是将其描绘成一个扎根于中国社会底层、富有远见和行动力的知识分子,他的实践被视为中国社会在战争压力下迸发出的内生性活力与自我救赎的尝试。
这篇文章,像一扇突然打开的窗户,让西方世界首次窥见了一个超越于政府宣传与军事报道之外的、充满人文关怀与现实挣扎的中国抗战侧面。
“贾先生!您看!洋人的大报登了咱们!”阿四举着那本《时代》周刊,兴奋地跑进阁楼,脸上洋溢着自豪。
贾玉振接过杂志,仔细阅读着文章的英文内容(由胡风在一旁翻译)。他的表情依旧平静,但眼中闪过一丝复杂的光芒。
国际声望,是一把双刃剑。它带来了更广阔舞台的可能,也意味着他将被置于更强烈的聚光灯下,面临更复杂的审视与来自各方更巨大的压力。
他看着窗外,山城的雾气似乎永远都在。
但这一次,他感觉到,有一束光,正试图穿透这浓雾,从遥远的大洋彼岸照射过来。而这束光,将会照亮前路,还是会引来更多的暗箭?
他不知道答案。但他知道,从这一刻起,他和他所代表的“希望”,已经不可避免地,被卷入了更大的历史洪流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