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文豪：写死投降派点燃中华魂 第42章 血色百年预警手稿

我这窗外的夜，怕是要无尽地黑下去了。煤油灯的焰心，不住地跳跃，在墙壁上投出我摇曳而臃肿的影子，像一个被吊起的囚徒。

近来，我总觉着这屋子在无声地沉降，沉到地底深处去；四面是黏湿冰冷的土，要将我连这最后一点光，一并活埋了去。

桌上摊着的，是几封辗转送来的信。

信纸薄而脆，仿佛承载不住上面那些潦草而战栗的字迹。

有相识的，更多是不相识的；他们从不同的角落里，发出几乎相同的、被压抑着的呜咽。

他们说，读了我的某些不成器的文字，夜里便做起噩梦来，梦见自己变成了别的什么东西，在一条没有尽头的、灰暗的河里漂浮。

我放下信，只觉得一股寒气从指尖蔓延到心里去。我何尝愿意做这报凶信的乌鸦？

然而，倘若闭了眼，塞了耳，这凶信便不存在了么？那不过是自欺罢了。

于是，我的思绪便又不由自主地，飘向那个我所构想的、血色的未来了。

这并非我的创造，我只是将现在正在发生着的、萌芽着的东西，顺着它们的脉络，想到了尽头。

一、名姓的消弭

我总想着那么一天，该是许多许多年以后了。那时节，人们大约还活着，只是活法不同了。

在一条僵死的胡同尽头，有一间比棺材大不了多少的屋子。

屋里住着一个老人，名字是无所谓的，姑且唤他“老圃”罢——这园圃里，早已是连荆棘也不生的了。

是一个没有月亮的夜晚，风在胡同里打着旋，发出低低的哀嚎。

老圃蜷在土炕上，身上覆着一条辨不出本色的棉絮，硬冷如铁。他睁着眼，望着屋顶那片更浓的黑暗，耳朵却竖着，听着窗外的动静。

直到那规律而沉重的皮靴声，由远及近，又由近及远，彻底消失在风的呜咽里，他才像一只受了惊的土拨鼠，慢慢地、极其缓慢地从炕上蠕动下来。

他的动作带着一种经年累月训练出来的鬼祟。

他挪到那冰冷的灶台边，蹲下身，干枯的手指像鹰爪一般，在灶膛内侧的砖缝里仔细地摸索。

那神情，混杂着一种近乎宗教般的虔诚与盗贼似的恐慌。

终于，他触到了一个坚硬的、被油布裹得严严实实的物件。

他把它掏出来，捧在手里，像捧着一捧即将熄灭的炭火，又像捧着一颗仍在微弱跳动的心脏。

他回到炕边，就着那如豆的灯火，开始一层层地解开那油布。

油布与油布摩擦的“窸窣”声，在这死寂的夜里，显得异常地响，每一声都敲打在他绷紧的神经上。

里面露出来的，是一本书。

一本纸页酥黄、边缘被虫蛀鼠咬得如同锯齿的线装书。

封面早已朽烂，开篇的几页也残破不堪，但那墨迹，还顽强地留存着。那是——《诗经》。

他并不去看，只伸出那布满老茧与裂口的手指，极轻极轻地拂过那凹凸的纸面，如同抚摩情人的面颊。

他的嘴唇无声地翕动着：“蒹葭苍苍，白露为霜……”那声音，含混在喉咙深处，连他自己也听不真切。

正当他沉浸在这片刻的、偷来的慰藉中时，门“吱呀”一声被推开了。

一股凛冽的寒气灌了进来，灯火猛地一跳，几乎熄灭。

进来的是他的孙儿，一个穿着“新式学堂”制服的少年。那制服是灰蓝色的，挺括而呆板，穿在少年尚未完全长成的身架上，显得有些空荡。

少年的脸是干净的，头发也梳得一丝不苟，只是那双眼睛，过于清澈了，清澈得见不到底，也映不出任何影子。

少年看见祖父手中的物事，那合乎规范的眉头立刻便蹙紧了，像是看到了什么极不洁净、极不吉利的东西。

“阿爷，”少年的声音清脆，却像敲击在冰面上，不带一丝暖意，

“这祸根，怎的还不处置？学堂里三令五申，这些‘封建余孽’，‘支那恶典’，是最最蛊惑人心的东西，留着，便是对‘新秩序’的不忠，要立刻上交，统一焚化的！”

老圃抬起头，望着孙儿那张年轻而光洁的脸。他想从那脸上寻找一丝好奇，或者对于这古老文字的本能悸动。

然而没有。那双清澈的眼睛里，只有纯粹的、不容置疑的厌弃，还有一种被精心教导出来的、对于“愚昧”的居高临下的怜悯。

“孩……子……”老圃张了张嘴，喉咙里像是有砂石在摩擦，“这……这是我们……我们自己的……”

他想说，这薄薄的纸页里，藏着一个民族的魂魄，有我们最原始的欢喜与悲伤，有我们之所以成为“我们”的那点可怜的凭据。

可他看到孙儿眼中那愈发锐利的不耐，后面的话，便像被一只无形的手扼住了，硬生生地咽了回去。

他记起来了，孙儿在学堂里学的“新史观”中，岳飞成了“破坏共荣的割据军阀”，文天祥是“不识时务的顽固分子”。

所有的忠烈都成了笑话，所有的气节都成了罪状。历史，成了一块任人涂抹的蜡板，写满了光怪陆离的谎言。

少年见祖父沉默，语气便放软了些，带着一种宣导式的、背书般的口吻：

“阿爷，过去的事，就让它沉在故纸堆里罢。先生教诲，我们要向前看。

精通‘协和语’，明白‘东亚义理’，才有出路，才能成为‘新世界’的栋梁。您总看这些，于身心无益，于……于大局也有碍的。”

老圃不再试图分说。他只是更深地低下头，将那本残破的书更紧地按在胸口，仿佛那是他最后一点微弱的体温，是他与那个已然死去的世界唯一的联系。

一阵撕心裂肺的咳嗽猛地袭来，他佝偻着背，咳得像一片秋风中的残叶。

一口暗红的、带着腥气的血，毫无征兆地从他口中喷出，星星点点，溅在那泛黄的《诗经》上，立刻晕染开去，像一朵朵骤然绽放的、凄艳而绝望的花。

他抬起头，看着孙儿。孙儿被那血吓了一跳，下意识地后退了半步，眼神里掠过一丝本能的惊恐，但随即，那惊恐便被一种“理智”的厌恶所覆盖。

他似乎觉得，这血，连同这书，以及这咳血的老人，都是不洁的，是应该被彻底清除的旧时代的残渣。

在这一刻，老圃忽然什么都明白了。他们成功了。

他们不仅用刀剑征服了土地，他们还用另一种更锋利的武器，成功地制造了一种“新人”。

这种“新人”，以忘本为进步，以割裂为荣耀，像无根的浮萍，可以心安理得地、甚至满怀热情地漂浮在任何一潭被指定的死水之上。

文化的根脉，已经被悄无声息地、彻底地斩断了。这比战场上千万颗头颅落地，更要可怕，更要令人胆寒。

二、编号的生涯

至于那些年轻些的，他们的“出路”，报纸上倒是天天在宣扬的，称之为“光荣的劳务输出”，是建设“大东亚共荣圈”的伟大奉献。

我曾在梦里，见过那码头的景象。醒来时，枕畔是湿的，不知是汗，还是泪。

那是一种怎样的喧嚣与死寂啊！

喧嚣的是机器的咆哮，是蒸汽的嘶鸣，是官吏们拿着铁皮喇叭、声嘶力竭的喊叫。死寂的，是那些即将被运走的人。

他们排着歪歪扭扭、看不见首尾的长队，像一群被驱赶的、沉默的羔羊。

每个人的臂膀上，都用灼热的铁，烙上了一个清晰的号码，墨绿色，深深地嵌进皮肉里，像一条条扭曲的、活着的毒虫。

从此，他们便没有了名字，只有这个冰冷的、伴随他们直到腐烂的代号。

他们的眼神，大多是空洞的，茫然地望着那灰蒙蒙的、仿佛永远不会再晴朗起来的江面，或者干脆就低垂着，看着自己沾满泥污的、开了口的鞋。

间或有一两声压抑不住的、从胸腔最深处挤出来的啜泣，也立刻被旁边持枪者凶狠的呵斥所打断。

“八嘎！哭什么！这是为圣战出力，是无上的光荣！”

那说话的，是一个穿着体面制服的小头目，脸上泛着营养良好的油光，与那些面黄肌瘦的“羔羊”形成了刺眼的对照。

一列列闷罐车，如同巨大的、黑色的棺椁，静静地、阴森地卧在铁轨上，等待着吞噬这些活生生的祭品。

车门被“哗啦”一声拉开，露出里面黑洞洞的空间，一股混合着铁锈、汗臭、霉烂和便溺的气味，扑面而来，令人作呕。

人们被粗暴地推搡着，像塞货物一样，塞进那黑暗的深渊里。

一个，两个……直到那车厢里再也容不下一个转身的空间。

然后，车门“哐当”一声被关上，外加铁栓落下的、沉重而决绝的声响。

光，便与里面的人彻底隔绝了。

他们会被运到哪里去？是北海道上暗无天日的煤矿，还是南洋那热病横行的种植园？没有人知道，也没有人敢问。

只知道，那是一条单程的路，一条有去无回的路。

我们的矿山，我们的森林，我们父兄子侄的筋骨与血肉，都成了别人建造其“王道乐土”的基土与砂浆。

那乐土越是金碧辉煌，这基土下的骸骨便堆积得越高，越厚。

偶尔，有零星的消息，像阴沟里的污水一样，偷偷地、艰难地流回来。

说是某处的矿坑塌了，埋了几百号人，名单（如果那也能算名单的话）上只是轻描淡写地注销了对应的号码；

说是某地的工棚发生了瘟疫，尸体像柴薪一样被堆起来，浇上煤油，一把火烧了了事；

说是有人不堪忍受，试图逃跑，被捉回来，当众砍了头，那头颅被悬挂在高杆上，以儆效尤。

“回家……”这两个字，成了深夜里最奢侈，也最不敢触碰的梦魇。

它像一根细小的、淬了毒的针，深深地扎在每一个漂泊者的心尖上，总在不经意间，刺得人浑身一颤，那无形的血，便汩汩地流出来，却无人得见。

然而第二天，太阳（如果还能看见太阳的话）照常升起，码头上依然上演着那喧嚣与死寂的哑剧，新的“羔羊”又被烙上号码，塞进那黑色的“棺椁”里。

这便是一种“奉献”的真谛了——将活生生的人，异化成一串串冰冷的、可以随时被抹去、被替代的数字。这数字的生涯，便是未来的“福报”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