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文豪：写死投降派点燃中华魂 第30章 排长的信

《废墟上的雏菊》这首从血泊与灰烬中挣扎出的诗，其引发的震动，远远超出了贾玉振的想象。

它像一枚滚烫的子弹，击穿了战时的麻木与绝望。

最初的震撼在民间。诗作在《新华日报》刊出后，手抄本以惊人的速度在山城的大街小巷、防空洞、难民棚中流传。

不识字的妇人请人念，听得泪流满面；疲惫的工友在工歇时互相传阅，沉默地擦紧拳头。

它成了压在无数人心头悲愤与希望的具体形状。

紧接着，震动扩散到更广阔的疆域。

它被一些不畏封锁的战地报纸转载，通过隐秘的交通线，流向了烽火连天的前线。

就在这时，一个贾玉振绝未想到的人，带来了关于这首诗最前线的回响。

一个闷热的午后，一位穿着寻常阴丹士林蓝布旗袍、容颜清减却目光湛然的年轻女子，敲开了贾玉振的阁楼门。

门开刹那，两人都愣住了。

“贾先生？”女子声音有些沙哑，带着难以置信的激动。

“你……秀芹？杨秀芹同志？！”贾玉振瞪大了眼睛，多年前逃亡路上那个果决坚毅的女战士身影，与眼前人瞬间重叠。

当初队伍遭敌机扫射被打散，他以为她早已凶多吉少。

“是我！”杨秀芹跨进门，眼里泛起泪光，旋即又压下，恢复了她特有的冷静利落，

“组织上考虑到我和你认识，派我来重庆办事处工作，负责一些文化界的联络。”

她顿了顿，声音压低，却带着灼人的热度，“贾先生，你的《废墟上的雏菊》，我们很多同志都看到了。

我这次来，除了组织任务，也是受前方战友之托，一定要当面向你致谢！”

她告诉贾玉振，诗传到太行山区的部队里，一位连队文化教员在战前动员时，就在阵地上为大家朗读。

许多即将投入残酷反扫荡战斗的战士，听着“废墟上的雏菊……倔强抬头的第一缕晨曦”，紧紧握住了手中的枪。

一位班长对她说：“杨干事，告诉写诗的先生，他写的‘雏菊’，就是我们！炸不完，杀不绝！我们在这儿拼命，就是为了以后再也不要有这样的‘废墟’！”

贾玉振听着，浑身颤抖，不是因为恐惧，而是因为一种前所未有的、沉甸甸的连接感。

他的笔，竟然真的与千里之外那些以命相搏的战士们的脉搏，跳动在了一起。

杨秀芹的到来，本身就是一次强烈的情感震动。

而紧接着，她带来的第二个消息，则让贾玉振经历了犹如冰火交织、近乎眩晕的冲击。

“贾先生，”杨秀芹的神情变得极为肃穆，又带着一丝奇异的慰藉，“还有一件事，我必须告诉你。林伯庸同志……他没有牺牲。”

“什么？！”贾玉振猛地站起，碰翻了桌上的茶杯，茶水淋漓也浑然不觉。

那个为掩护他们而毅然引开追兵、被他长久愧疚怀念的引路人，居然还活着？

“是真的。”杨秀芹肯定地点头，眼中也闪着光，“当年队伍被打散后，我带着伤在山区隐蔽，意外在一个山洞里发现了重伤昏迷的林伯庸同志。

他身中数弹，失血过多，但奇迹般地还有一口气。

我设法找到了当地的基本群众，将他秘密转移、藏匿起来。

老乡们用土方草药，硬是把他从鬼门关拉了回来。

因为伤势太重，他休养了很长一段时间，后来归队，因为经验丰富，被派往敌后执行更重要的特殊任务。

他现在很安全，只是身份绝对保密。

他知道你在重庆，一直很挂念，但也无法联系。

这次我来，他特别嘱托我，一定要告诉你他还活着，让你不要愧疚，继续写下去，你在文化战线上的工作，同样重要！”

巨大的、失而复得的狂喜瞬间淹没了贾玉振。

林伯庸没死！那个掩护他逃亡、又为他几乎付出生命的同志，还在战斗！

他捂住脸，肩膀剧烈抖动，泪水从指缝汹涌而出，那是积压了多年的悲痛、愧疚突然找到出口的宣泄。

苏婉清在一旁也听得热泪盈眶，紧紧握住了他的手。

这喜悦是如此强烈，以至于片刻之后，杨秀芹语气转为沉重说出的下一番话，才像冰水般让他清醒过来。

“但是，贾先生，”杨秀芹目光锐利，“组织上也了解到，你现在的处境很复杂。你的影响力大了，但盯上你的眼睛也多了。

重庆方面，有人想拉拢你，也有人想限制你。《七月》遇到的审查压力就是信号。

林伯庸同志让我提醒你：真正的斗争无处不在。

文化战线上的较量，有时比真刀真枪更隐蔽、更凶险。

他们给你的糖，可能裹着致命的毒。

你的笔，现在不仅是笔，也是枪，一定要看清方向，保护好自己。”

狂喜与警示，故人重逢的温暖与现实处境的严峻，同时砸在贾玉振心头。

杨秀芹带来的前线反馈和林伯庸的消息，已经让贾玉振心潮澎湃。

最让贾玉振感到震撼的，是来自前线的一封辗转送达的信。

信纸粗糙，字迹歪斜，还带着汗渍和泥土的痕迹。写信人是一名普通的排长，他在信中写道：

“贾先生：我们趴在战壕里，听着鬼子炮响，传看着您写的《安家记》（是文化教员手抄的）。弟兄们都说，您笔下的那个‘亮堂夜’、‘娃娃餐’，真好啊！

想着家里的老爹老娘、婆娘娃娃，将来也能过上那样的日子，咱这枪就打得更准，命拼得更值！

先生，您要接着写！您写的每一个字，都是给我们加油鼓劲的号子！

我们在这头拼命，您在那头‘安家’，咱们前后方一条心，一定能打赢这场仗，把狗日的小鬼子赶出去，把您书里写的那个好世道，给挣出来！”

读着这封沾满硝烟气息的信，贾玉振的泪水再次涌出。

这不再是文人间的唱和，而是来自最基层、用生命在实践“卫国”的同胞，对他“安家”理想的最高认可与沉重托付。

他紧紧攥着信纸，仿佛能感受到那远方战壕里的体温与心跳。

他立刻提笔回信，尽管他知道这信未必能顺利送到那位排长手中。他写道：

“……拜读华函，玉振涕泪交加。诸位将士在前线以血肉之躯，筑我民族之屏障，方有玉振等辈于后方纸上谈‘安家’之侥幸。

你们，才是这‘未来之家’最坚实的栋梁！

请放心，玉振虽一介书生，手无缚鸡之力，然此笔此心，必与前线将士同跳动，共命运！

你们守护今日之国土，玉振便描绘明日之家园，此志不移，此心不渝！”

这封回信，他同样一式两份，一份设法寄出，一份郑重地收藏起来，与陈山的臂章放在一起。

压力与支持，禁锢与渴望，如同冰与火，在贾玉振的身边交织。

但他心中的方向却前所未有的清晰。

他知道，他的《安家记》，已经不仅仅属于他个人，它属于那些在屋顶上播种的市民，属于那些在废墟上授课的教师，属于那些在战壕里憧憬未来的士兵，属于千千万万个在苦难中依旧不放弃对美好生活向往的普通中国人。

这星星之火，既已燃起，便再非任何浓雾与高压所能扑灭。

它正以一种沉默而坚定的方式，在亿万人的心中燎原。

贾玉振铺开新的稿纸，墨迹在灯下晕开，他写下了一个新的标题：

《安家记·星火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