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法人员离开后,地下室里死一般寂静。只有老旧取暖器发出的微弱嗡鸣,像为我敲响的丧钟。
三天。
七十二小时。四千三百二十分钟。
每一分每一秒,都像沉重的铅块,压在我的神经上。我没有崩溃,也没有愤怒,一种奇异的平静笼罩了我。或许是因为经历得太多,从死亡到重生,从绝望到挣扎,我对“绝境”这个词,已经有些麻木了。
逃避没有用,哭泣更没有用。我能做的,只有面对。
我锁上驿站的门,没有立刻回家,而是绕着小区麻木地走了一圈。冬夜的寒风像刀子,却让我混乱的头脑渐渐清晰起来。执法人员的话在我耳边回响:“无证经营”、“地址不符”、“消防隐患”、“必须整改”。
每一个字都像冰冷的钉子,将我钉死在规则的墙壁上。我之前的“借壳”计划,在真正的规则面前,显得如此可笑和脆弱。
走到小区门口,我看着那块“锦秀花园”的牌子,看着里面亮起的万家灯火。那些光里,有帮我说话的大妈,有关心我冷不冷的大爷,有依赖这个驿站便捷的年轻住户。我忽然意识到,我失去的,可能不仅仅是一个赚钱的据点。
我摸出手机,屏幕的光映着我毫无血色的脸。我点开那个几乎从未主动拨出的号码——家。
电话响了很久才接通,传来母亲小心翼翼的声音:“小默?”
听到这个声音,我喉咙瞬间堵住了。多久没往家里打电话了?每次他们催婚,问我过得怎么样,我都用“忙”、“挺好”搪塞过去,生怕多说什么就会暴露自己的狼狈。
“妈……”我张了张嘴,声音沙哑。
“怎么了?声音不对,是不是生病了?工作太累了吧?早跟你说别那么拼……”母亲在那头絮絮叨叨地担心起来。
“没,没事。”我深吸一口气,把翻涌的情绪压下去,“就是……最近工作上遇到点挑战,有点难。跟您说说话。”
我没敢提欠债,没敢提跳楼,更没敢提现在驿站要被封了。我只是说,工作遇到了困难,可能要坚持不下去了。
母亲在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小默啊,妈不懂你外面那些事。但妈知道,我儿子不是轻易认输的人。以前家里那么难,不也熬过来了吗?觉得难,就歇歇,但别趴下。人活着,就是解决一个又一个麻烦事。实在不行……就回家,妈给你包饺子吃。”
回家。吃饺子。
简单的话语,像一道暖流,冲垮了我强行筑起的堤坝。眼泪毫无征兆地滚落下来,滴在冰冷的地面上。我死死咬着嘴唇,不让自己哭出声。
“嗯……我知道。妈,我没事,就是跟您说说。您和爸注意身体,我先挂了。”我匆忙挂断电话,靠在冰冷的墙壁上,仰起头,任由泪水在脸上肆意横流。
家是回不去的。那四十万的债,像一条毒蛇,会跟着我爬回去,咬伤他们。我不能把烂摊子带回家。
哭了不知道多久,直到眼泪流干,心里反而奇异地轻松了一些。好像把积压的毒素排出去了一点。
我擦干脸,走回那个四面楚歌的地下室。我没有开灯,就着窗外透进来的路灯光,看着这四平米的空间。货架、电脑、登记本、那个提供热水的老旧暖水瓶……每一件东西,都刻着我挣扎的痕迹。
放弃吗?
把东西清空,退回押金?如果能退的话,继续回去送外卖,用那点微薄的收入去填那个永远填不满的窟窿,直到被债务彻底压垮,或者再次站上天台?
不。
死过的人,比谁都怕死,也比谁都更想活。我既然选择了从天上跳下来,又被迫回到地面,就不能再选择滚回泥里。
三天时间,不是末日,是最后的机会窗口。
我打开灯,拉过那个破旧的笔记本,翻到新的一页,用力写下一行字:
三日求生计划
然后,我开始疯狂地思考,还有什么办法?
合法化路径? 几乎不可能。正规驿站需要的商业场所、消防许可,是我绝对无法在三天内解决的。此路不通。
再次“挂靠”或寻找新的“壳”? 老赵的教训就在眼前,任何牵强的挂靠都经不起核查。而且时间太紧,找不到,也不可靠。
打感情牌,争取住户支持向物业或街道施压? 这或许是唯一可能有点作用的突破口。今天住户的反应已经证明了驿站存在的“民间价值”。但如何组织?如何有效表达?会不会适得其反?
寻找替代方案? 如果这里真的保不住,我能不能在小区里找到其他哪怕更小的、但可能符合某种模糊规定的空间?或者,退回到最初的“流动摊贩”模式,但如何规避城管?
每一个想法都伴随着巨大的困难和不确定性。但这一次,我没有被困难吓倒,而是像解一道复杂的数学题一样,冷静地分析每一种可能的利弊和成功率。
时间一分一秒流逝,窗外天色渐亮。
我知道,我不能坐以待毙。无论如何,我要在规则碾碎我之前,做最后一次挣扎。哪怕希望渺茫,也要试试。
我曾无路可走,于是为自己劈开了一条小径。现在,这条路眼看要被封死,我必须在断头路到来之前,找到新的方向,哪怕那需要撞得头破血流。
三天倒计时,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