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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城市公安局·特殊审讯室
时间:翌日上午9时03分
审讯室深埋于刑侦支队地下二层,四壁是浅灰色的吸音材料,空气里漂浮着消毒水与旧档案混合的冷冽气味。唯一的光源来自天花板上那盏低瓦数的条形LED灯,惨白的光线垂直落下,在铁质审讯桌表面形成一道清晰的分界线——一侧明亮如手术台,一侧隐于阴影。
吕奕凡坐在明亮的一侧。
他穿着深蓝色警服衬衫,领口纽扣系到最上一颗,肩章上的四角星花在冷光下泛着金属般的硬泽。袖口挽至小臂中段,露出腕骨分明的手腕和那块表盘磨损的军用手表。他坐姿挺拔如松,背脊却微微前倾——一种既具压迫感又不失审视距离的姿态。
双手自然交叠置于桌面上,指节修长,指腹有常年持枪磨出的薄茧。此刻左手食指正以极缓的速度、极轻的力道,一下、一下,叩击着桌面。
“叩、叩、叩。”
声音很轻,却在这个密闭空间里形成一种诡异的节律,像倒计时的秒针,又像某种缓慢收紧的绞索。
桌对面,阴影笼罩的一侧,铐着张秀梅。
她五十出头,身形矮胖,穿着一件洗得发黄的碎花短袖衫,头发油腻地贴在额角。脸盘宽大,眉眼间距很开,鼻梁塌陷,嘴唇薄而外翻——相学上所谓的“鲶鱼嘴”,此刻正紧抿着,嘴角向下撇出两道极深的法令纹,像两条干涸的沟壑。
但那双眼睛,才是最令人不适的。
眼白浑浊泛黄,瞳孔却异常漆黑,看人时不聚焦,像两口深不见底的枯井,又像某种冷血动物在暗处窥伺。她坐在那里,身体微微佝偻,双手被铐在桌面的固定环上,却不见多少慌张,反而有种麻木的、近乎嘲讽的平静。
(内心:警察?呵,见多了。能拿我怎样?)
吕奕凡的叩击声停了。
他缓缓抬起眼,目光如手术刀般精准地落在张秀梅脸上,从她的额头,到眉心,到鼻梁,到嘴唇,最后定格在那双眼睛上。
“张秀梅。”他开口,声音不高,却字字清晰,每个音节都像冰锥凿进寂静,“1969年生,户籍赣省抚州。十七岁开始‘跑生意’,最早在火车站兜售假车票,二十三岁第一次因拐卖儿童被判五年,出来后重操旧业,手段升级。”
他顿了顿,从手边的文件夹里抽出一张泛黄的老照片,推到分界线边缘——刚好在光与影的交界处。
照片上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的某个县城汽车站,人群熙攘,背景模糊。但画面中央,一个扎着两根麻花辫的年轻女子正弯腰和一个三四岁的小男孩说话,女子侧脸依稀能辨出张秀梅年轻时的轮廓,男孩则一脸茫然,手里攥着半块糖。
“这是1993年,赣东打拐专项行动时,从一名被击毙的同案犯身上搜出的。”吕奕凡的声音平静得像在读一份气象报告,“技术科用AI做了清晰化处理,人脸识别匹配度97.8%。照片里的男孩叫陈小亮,被拐时三岁零四个月,四天后在邻省的山沟里找到时,右腿骨折,高烧四十一度,抢救三天才活下来。”
他抬起眼,看向张秀梅:“他今年应该三十四岁了,在深圳送外卖,右腿阴雨天还会疼。去年结婚,生了女儿,取名叫‘念念’——他说要一辈子记得自己是捡回来的命。”
张秀梅的眼皮几不可察地颤动了一下。
但她的表情没有变化,甚至嘴角那抹嘲讽的弧度都没有松动。她歪了歪头,浑浊的眼珠转向吕奕凡,声音嘶哑难听,像砂纸磨过生锈的铁皮:
“警官,陈年老账翻出来有意思吗?我都认了,该判判,该死死。扯这些小孩儿的事……怎么,想让我哭两声,忏悔一下?”
她“嗤”地笑出声,露出满口黄黑交错的牙:“我这种烂人,心里早没那玩意儿了。”
吕奕凡没有接话。
他收回照片,又从文件夹里取出另一份文件——这次是打印纸,密密麻麻的数据和照片。
“1993年到2007年,十四年间,经你手或你组织拐卖的儿童,已查实的就有十七人。”吕奕凡的手指在纸面上缓缓滑动,指尖点过一张张黑白或彩色的证件照,“其中五人至今下落不明,大概率已经不在人世。另外十二人,有三人重度残疾,四人患有严重心理创伤后遗症,只有五人勉强过上正常生活。”
他抬起眼,目光如钉:“这十七个孩子背后,是十七个破碎的家庭。有一个父亲在孩子失踪三年后跳楼自杀,有一个母亲疯了,现在还住在精神病院,每天抱着枕头叫儿子的小名。还有一对老夫妻,找了二十年,最后死在去认尸的路上——尸体不是他们的孙子,是另一个被你们害死的孩子。”
张秀梅的呼吸变得粗重了一些。
她放在桌下的脚,左脚脚踝开始无意识地、小幅度地抖动——那是人体在紧张或愤怒时的微反应。
吕奕凡捕捉到了这个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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